李敖的《蔣介石評傳》說蔣介石性好黷武，“自應麵對現實，認可中央與地方均權分治，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更上層樓，以便避免戰禍”。
這話是對曆史情狀視而不見，蓋當時蔣介石隻是一後起之秀，曆史的機緣將他推上前台。他不去打，別人也會打，而且是不知伊於胡底的混打。那是一個全盤開打的時代，蔣先生即使去出家，恐怕天下依然混亂，依然打得很凶。
吳稚暉的舉動總是突梯滑稽，其間寓意也深，用心也苦。他或許以東方朔、淳於髡自命。他一生不修邊幅，不拘小節。他看得起誰或對誰給予莫大的希望，他就會說：你如能挺身以當大任，我第一個就願意向你磕頭。他曾自稱：一生隻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隨便調和。他和汪精衛淵源頗深，當年在法國流寓，朝夕過從。但當汪氏叛國，他立即以文字公開對罵，稱汪精衛為“汪精怪”、陳璧君為“陳屁裙”、褚民誼為“鼠狒黑”。
倒是汪兆銘對吳稚暉的評價一語中的，說老頭子是為國家，其心可鑒。
抗戰軍興，國府退到重慶，汪氏舉宴。到者多中樞要人。談到情勢的危機，各有各的出發點，各有各的衝動。“突然，座中被人視為政壇上泰山北鬥的黨國元老吳稚暉，趨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無限悲戚，無限激動地對汪氏說：‘救救中國吧！懸崖勒馬，能救中國的也隻有你了。怎樣去結束這不利的戰事，你有你對黨國的責任，不應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這樣袖手旁觀下去！’汪氏為吳氏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錯愕不知所措，於是也隻好離座對跪，彼此握手欷歔。闔座看到這情形，沒有一個不為這悲涼的場麵所感動，有人甚至於隨著泣下沾襟。當時唯一看到這戲劇化的場麵而感到高興的，是汪氏尚在稚齡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過她父親下跪，她還真以為是席中酒後的餘興呢！事後汪夫人陳璧君還責備汪氏說：‘滿堂賓客，相對長跪，像是在做戲，還成個什麼體統！’汪氏長歎了一聲說：‘這老頭子倒是為國家，他既然那樣地做，難道教我仍獨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嗎？’”（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五冊）。
陳友仁：怨天尤人鬱鬱而終
近代中國出現的派係,都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
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派係之爭表麵化，因權力繼替問題，政治勢力黨爭至於決裂。陳友仁不特在派係中裂變，而且他的私人友朋之間也發生裂變，那種選擇性精神失明，從此困擾他而不稍離。其個人政治生命的枯萎，和他個人的性格，和他的自我揠苗助長、自我的想當然，不能不說關係至巨。
1875年，廣東順德籍的陳友仁生於西印度群島，他先在北洋政府做了一段時間的事情，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顧問、英文《京報》總編輯。他接近孫中山，比戴季陶更晚，遲至1916年才認識，1918年始南下追隨。次年在上海創辦《上海時報》，常以英文撰述辛辣之時評，此時孫先生正在上海撰寫《建國方略》。他曾代表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中國政府參加了巴黎和會，以後即任孫先生的外交顧問。孫中山的《致蘇聯遺書》也由他來代為起草。他的英文水平極佳，在孫中山先生晚年，他任其外事顧問、英文秘書，這是1922年的事。
中山先生去世後，此公雖然活躍，但似乎很難找準自己的定位。在寧漢分裂期間，他異常活躍，他在這期間的《申報》上幾乎每天和讀者打照麵，是故坊間亦稱武漢國民政府為“陳友仁時代”。1933年，他參與閩變，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後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參加抗日活動，香港淪陷時被日軍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絕參加汪偽政府。20世紀40年代初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