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對此事實際上也是拿捏不穩的，他曾有一次對張國淦說，皇帝我是不做的，凡是做皇帝的人多半為子孫打算，我的兒子袁克定的本領，叫他管理北京的一個胡同還可以，叫他管理洹上村他就辦不了。中國這麼大，他哪能勝任，況且皇帝後代的結果，就曆史上的事實來看是何等的慘痛啊。張國淦向某大員說起，那人說，這都是老袁騙你的。
這話，當馮國璋去看袁世凱時，袁氏也對他的疑問作了類似的解答：我絕對沒有皇帝思想，我家沒有超過60歲的人，我都58了，還做什麼皇帝？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袁克定殘廢，二兒子袁克文假名士，三兒子袁克良是個土匪，哪一個像個樣子呢？你們盡管放心好了。
張國淦說，民國元年，袁世凱曾與他談到過對同盟會人的印象，說孫中山坦白，黃興憨直。
袁世凱對於進步黨本來想加以利用，誰知梁啟超一派人學者氣太重，很少有上佳表現，袁世凱認為這些書生不過紙上談兵而已。
當帝製運動呼聲日高之際，在他身邊出謀劃策的人是楊士琦，對外則是袁克定在四麵指使。
關於楊度，他是最熱心奔走的人，後來有人在袁世凱麵前進他的讒言，袁世凱就對他有些疏遠，但他全然不管不顧，在北京任參政，其實他最接近的人是袁克定。袁克定住在北京湯山，楊度到處鼓吹帝製，但楊度是個言論家，並無黨派作為後援。真正出大力的人是梁士詒這樣的人，背後有交通係等黨派做後盾。
純粹的幕僚方麵且有北洋背景者，是於式枚、傅增湘、楊士琦等。楊士琦是自始至終參予策劃的人。於式枚長於辦公事，他先前就是李鴻章的幕僚，當光緒最後幾年，預備立憲期間，他認為中國固有的成法有的跟立憲製度相符合，不宜一概否定，要算是有見解的。辛亥革命後，於式枚在清史館擔任纂修，因為袁世凱早年向他請教過學問，所以所謂幕僚，還是袁世凱主動，而他則較為消極。傅增湘是學者，帝製醞釀期間，他是約法會議議員，多辦文教之事，私底下與袁氏糾葛不深。楊士琦也從李鴻章幕中出來，他曾協助袁世凱迫清帝退位，帝製期間他多有貢獻，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楊士琦較梁士詒更為得勢。
至於他的秘書班子則由夏壽田管理，夏氏和袁克定親昵逾常，他善於揣摩楊士琦、段祺瑞等老派人物的心理。他和袁氏父子關係很深，帝製機密無所不知。夏壽田的父親以前當過江西巡撫，和袁世凱的關係很好。他到袁世凱身邊參與策劃就是他的老鄉楊度介紹的，張國淦把他看做晚輩，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幕僚。
到了帝製揭曉之日，夏壽田參與機要，氣焰囂張。當時滇軍和川軍開戰，夏壽田即密切注視，指點規劃，袁世凱也將他的策劃意見交給參謀處，再電報發給前線。袁世凱認為夏氏頗有韜略，就是一些老軍事家也不及他，但是張國淦認為夏氏純粹是一個軍事外行，作戰計劃有不少可笑的地方。不過，貫穿整個帝製運動，夏氏都承認自己最為賣力，跟那些今天趨附，後天推諉的人自有天壤之別。
袁世凱謀國成功，中國還有一個重建王朝的機會，楊度等人的心思在此。確有當朝太子，舍我其誰也的樣子。他們是一群早已喪失夢想能力的卑俗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的心隻能聽懂現實厲害權衡的召喚，認定在權力鬥爭中，隻有勝負，沒有公平。國家權力成贓物。小偷可能受到懲罰，因為他偷的東西不夠大；大偷必定得到獎賞，因為他偷到了懲罰別人的手段，即國家權力。可惜，這也成了南柯一夢。
一代梟雄之龍威與膽略，問題是恰遇辛亥誌士那一撥學問操行冠絕一時的團體，楊度等人的心思就大顯蠅營狗苟了。說得通俗點，民主的“牌坊”不要了，甩開膀子當君主製“婊子”；民智已開，他們的策劃機關算盡，終於沒有指望。楊度是否感到有點生不逢時，辜負了他的平生所學呢？
李鴻章臨逝前力薦袁世凱，他在遺折中附片奏聞：“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然而黃興論袁世凱卻全然大異，黃興說：“袁並不是一個強人，他僅是一個專製的、狂妄的、叛國的獨裁者。他為了一己及其親屬的權力，而無所不為。”（《黃興年譜》1914，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