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舊軍隊中的參謀情形有些怪異。他們的文人氣、師爺氣味很重，不少抽大煙、吃花酒，搖鵝毛扇，派頭十足。但他們厄於主官的羈絆，往往終其一生都並不轉變為帶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軍閥的側室偏房一樣，永無扶正的機會。他們中的相當一些人，也甘於此種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幹戈擾攘的時分，他們也和戰國時期的處士一般，東奔西走，受雇於各路軍閥，充任這種意識形態色彩微弱的角色，為主人設計各種戰鬥。因為人事的交往淵源，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可以站在不同的對立麵，今天還是結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了，後天卻又把臂入林……轉眼就可以同盟變成敵人，轉眼就可以調轉槍口。這些人中，有的徒有其表，有的頗工於心計，如馮玉祥部隊參謀長劉驥、曹浩森等，張宗昌部隊參謀長金壽良、李藻麟等。
這種情形與此前的湘軍係列的建製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後的國民革命軍的情形也呈背離之勢。
湘軍眾多指揮官都是從幕僚角色羽變而來，書生將軍，秀才元戎，放手一搏，仿佛傲然的驍騎，踽踽獨行在殺機四伏的驛路之上。
北伐以後，黃埔係崛起，參謀和指揮官角色的轉換，簡直是家常便飯。新式軍校培育出來的學生將領、書生帶兵官，和民初他們的前身大異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夾縫中一樣的怪異呢？這和近代軍閥的生成有關。
湘軍的成功，曆史家都承認的了。蕭一山先生以為其要點在有組織有訓練有主義，骨子中保存著我國鄉民固有的誠實和勇敢。對兵員，嚴格按規則保障後勤物質供養，而對帶兵的營官，總須其為孔孟的信徒，也即還是讀書人。曾國藩說“近世之兵，孱怯極矣，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湘軍之建立，無論戰鬥力還是精神麵貌，都和當時的綠營官軍、土匪、遊民暴民儼然區別開來，而成異軍突起的勁旅。
蕭一山先生並比較湘軍、淮軍的根本不同。著眼在三端：一為大將的學術氣質，一為將領之出身，一為對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軍多大儒，公忠體國。淮軍將領多出身微賤，氣概遠遜。湘軍的彭玉麟更是傑出純粹的學者；淮軍如劉銘傳等則為鹽梟……“無怪乎袁世凱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傳淮軍之緒，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不幸”。後又從“軍民財”三權分立與否來談兩軍的性質差異。國藩在世時，是使三方互相牽製，防範擁兵自重。但他身後，總歸無可奈何花落去，難以羈控的局麵則出現了。
淮軍本是湘軍的支派……何以後來國藩尚不能指揮如意而不得不請鴻章兄弟出來幫忙？……看見李鴻章開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勢力，與湘軍擴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軍雖是私有軍隊的起源，而淮軍才構成私有軍隊的形態。後來袁世凱以淮軍子弟，傳其衣缽，就變成清末民初時代的北洋軍閥，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貽禍不淺。（《曾國藩傳》，第十章）
這個判斷厘清近現代軍閥禍害之起源，緣於專製。處處漏洞，百端補綴，錯舛百出。近時學者揚揚自以為得計的論調，說什麼要告別革命，指軍閥混戰之源頭在孫中山，觀蕭先生的梳理，其說可不攻自破，同時也照出今之學者寡情不學的紊亂。
而民國初年的情形，似可說到蔣百裏為止，在他之後這種情形就結束了。而其本人，先後飄蕩於護國軍、護法軍，以及吳佩孚的十四省討賊聯軍、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等旗號大異相互對立的軍隊，充任軍事幕僚或參謀長等類似職務，他本人可以說是轉型期的一個標杆人物。
這些人的身份對於軍閥是一種修飾，至於他們的學問，則介於新舊之間，新的知識令他們摸到一點邊角，傳統的學術，則又偏向江湖氣的一麵。他們看似嫻熟的參謀業務，不免帶著一點妖氣和鬼氣。
機會主義者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