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死了，康有為沒事兒。到了1925年，他又主張擁立溥儀皇帝，依然時刻夢想依托實力人物幹一番事業，博取功名富貴，亟思有所表現。
《清史稿》將他與張大辮子合為一傳，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康有為倒是不願放棄他的獨立性，在那個混沌的社會，倒也很好地保持了他的“獨立性”。沒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或者改造他的思想，倒是他當仁不讓，力圖給國人或強梁灌輸他的思想、他的意願。
這較之後世那些被迫一步步放棄獨立性，一步步走向汙穢泥潭的知識分子，佛也救不得，他康聖人，倒不失為命好！
當幕僚的出主意，力求實施，荒不擇路，饑不擇食，所憑者，三寸不爛之蓮花舌，一大肚皮之餿主意。他在技術上甚至沒有徐樹錚、楊永泰那些人的頭腦，也沒有王士珍、饒漢祥的胸懷，而欲成事，直是拿他人作犧牲，根源就是他的當教主的思路根深蒂固。這樣的人，搞儒教，儒教很難看；搞民主，民主走樣子；搞立憲，立憲變成交換。
對自身提出的主義，孫中山是功不必自我成；康有為是非由我成不可。即使是他人的思想，康氏也很願意插上一腳。他的實踐，因霸王硬上弓而瘸腿，但他卻樂此不疲。
較之孫中山、譚嗣同甚至梁啟超等人，他，康有為既不是頸血濺諸侯的英雄，也不是上下其手嫻熟裕如的政客，他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大俗人，就是一個名利熏心的好貨之人。作為一個大學者，他又獨有一份盲動的愚昧，這愚昧常常是深不見底。
過度的雄心會忽略物質的攫取。唐德剛先生論袁世凱，說他既無玩物喪誌的惡習，也不收藏什麼古董字畫，品簫吹笛，風流自賞；平生所好，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
這並非什麼品質，而是用誌過分專一，其他相對忽略，顧不上也。大凡一個目標固守，心有所寄的野心家，往往對物質利益視而不見，但康有為是一個例外。與其說他對哲學感興趣，不如說他對物質情有獨鍾；與其說他對權力感興趣，不如說他對精神操控念茲在茲。多貨傷德，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東食西宿，一樣不落。他的信徒唐才常、秦力山發動起義之際，他的手裏捏著大把的資金，他緊緊地捏著，拒不交付使用，使人寒心。
與康有為同時，章太炎脾氣巨大，表現為暴躁；劉師培的脾氣很拽，如不合其意，則表現為叛變；康有為脾氣也甚滂湃，表現為偏執尖銳。章太炎不合他意，就罵人家“滿朝都是魏忠賢”，意為天下隻有他一個好人。康有為道不行，就更加好貨，這是不是一種補償心理呢？
包括戊戌變法在內的許多社會變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變得更加渺茫。這是性格的細枝末節影響大事的例證。
他夢寐都想棲身聖賢之列。他的《大同書》“大地萬國之人類皆吾同胞”，懸鵠不可謂不高。中年時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張之洞，要求讚助強學會的南方分會，張氏待之為上賓，但康氏拒絕任何一點張氏提出的修改意見，他絕不作學術人格上的半點讓步。結果張氏竟收回原先讚助他的打算。
辜鴻銘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對康有為也頗有看法。辜氏在張之洞的幕中為英文秘書，他評價康有為說，“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經驗、判斷力和方向。”（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20頁）
自視甚高，愈加專斷，不能容忍旁人意見，且將他人思想認為太尋常，太無價值。錢穆也說康有為是一“領袖欲至高之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以學術、學問、想法影響社會，中國士子曆來有之，至康梁更甚。學問影響社會，必有一定途徑，通常是通過影響社會實力人物，最高當然是影響皇帝，在清末皇權崩潰，大大小小的軍閥強人，就是微縮了的大小皇帝。但在康有為，隻要是他想出來的念頭，任何人不能動搖，自信到自誇，到幻想，到以幻為真。他的自編年譜，說他少年時就“慷慨有遠誌”，他的慷慨，削弱於他的好貨嗜利，他的遠誌，則受阻於他的貪鄙固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