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要想有所建樹，一個相對寬鬆的小環境，可供智力的最大限度地發揮，至為重要。如果遇人不淑，百般掣肘，處處鉗製，左右不是人，那麼其功業的葬送，就是必然、早晚之事。
楊永泰狡智貽害
晚清王韜上書太平天國李秀成，細陳攻取上海之策，規劃詳善，後為清軍截獲，閱之無不發指，無不失色，蓋其為釜底抽薪之計，極具顛覆之力。清大吏知之，疏聞於朝，江南江北大為警備。
策略智術助於實際運用者，大矣哉。
為人可鄙，投靠北洋軍閥，接近孫中山，假借西南軍閥，勾結老桂係陸榮廷，為蔣介石出削藩之計；及北伐後軍隊編遣，軟禁李濟深，解決馮、閻，皆有楊永泰謀劃籌策的影子在晃動。楊永泰，智術家之老狐狸也。
中國工農紅軍迫撤出江西老區，走上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艱難困苦之路，實在就跟楊永泰有極大關涉。
起初，蔣介石發動的三次“圍剿”均告失利，萬分苦惱中，楊永泰乃上萬言書，這可以說是中國曆代謀士上書中的一篇奇文。楊永泰雖非了不起的大知識分子，但其文開頭，卻也很像六朝以前的時髦文體演連珠“吾聞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先生對我知遇之恩，我當為先生革命肝腦塗地，在所不辭”。文中分析出紅軍與民眾結為一體的嚴重性，而出以辣計，“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眾管理，加強對匪區民眾宣傳，澄清吏治，務使土豪惡霸橫行鄉裏者滅絕。對貧窮困苦無辜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眾日常生活給予指導和幫助。這樣，漸使匪區民眾脫離共產黨，不為共黨所左右。達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務中，然後派重兵嚴厲圍剿，務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投誠者，則予寬大，實行剿撫兼施”。
第五次對蘇區的“圍剿”中，政治空氣劇增，終於，迫使紅軍黯然西去。
太平軍起義後不久，據永安約八個月之後，廣西官軍在清廷嚴責之下，以數倍之敵，將洪楊包圍。太平軍無奈，乃往湘、鄂攻竄。在一種逃命兼拚命的思想支配下，一路上鑽隙突穴，飄忽若疾風暴雨，行動如流矢奔駒，其鋒銳不可當。
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分析說：“正麵官軍如躲避不了，也隻死守城池和險要，或旁敲側擊，絕不正麵堵截。在這一公式之下，則流寇一起，便滾起雪球，如入無人之境。尾隨官軍也養寇自重……提督向榮的不斷升遷就是個好例子。”（《太平洋天國故事再檢討》）
紅軍長征，一路向西，實行戰略大轉移，經過許多省份，與粵、贛、湘、黔、滇、川、陝、甘各省軍閥相衝突。紅軍是革命播種機，當然比太平軍影響更大。而各省軍閥在本省所采取之戰略戰術，也是隻守不堵；各省軍閥之間，卻是以鄰為壑，又是隻追不堵，出省便算交代。
紅軍轉移後，蔣介石嚴令各省軍閥剿擊，紅軍到達四川會理時，蔣介石更是親自飛臨會理上空，給川軍劉元塘空投委任狀、嘉獎令，加委他為中將，使其更加賣力。
各省軍閥也自作聰明，結果搞出一套“大曆史”的聰明誤。
1933年春，蔣介石委任川軍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為川陝邊區剿匪督辦，主剿紅四方麵軍，在巴山南麓布開陣勢。此地本屬楊虎城陝軍防區，蔣以為紅軍會進甘肅天水，乃將楊部主力三十八軍調往天水，而將陝南防區交給胡宗南的第一軍。本來，夾擊巴山紅軍應由胡宗南承擔，但小腦發達的蔣氏卻舍近求遠，將三十八軍與第一軍調防，意在借刀殺人。楊虎城遂進退維穀，第三十八軍少校參謀武誌平向楊虎城的高級謀士杜斌丞獻計：“向楊總指揮進諫，與紅軍秘密聯絡，互不進犯。”（參見《解放軍報》1999年10月23日披露的細節及楊虎城手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