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名儒梁章冉的《海國四說》，“未有統領，先有國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統領限年而易……終未嚐以人變法。既不能據而不退，又不能舉以自代。其舉其退，一公之民”。國家法政的總決定權在人民，三權分立的製度設計，又使總統屆期必退，即無論何等樣的戀棧者俱不可行。對最高統治者本人來說——“為統領者，既知黨非我樹，私非我濟，則亦惟有力守其法，於瞬息四年中，殫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後之思……又安有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時，而徒貽其民以口實者哉？”談政體的文字在這本書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認識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與把握令後世相當多的長文專論所望塵莫及。
其後魏源編撰巨著《海國圖誌》：“嗚呼，彌利堅國，非有雄才梟傑之王也，渙散二十七部落，渙散數十萬黔首，憤於無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約成城，堅壁清野，絕其餉道，遂走強敵，盡複故疆，可不謂武乎！……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洵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公乎！”已相當明確地肯定製度的約束力量，以及那種“最不壞”的巧妙設計，對議會架構的介紹與美譽對維新運動大有啟發。《後敘》說美國憲法“可垂弈世而無弊”。
同時期的郭嵩燾，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而胸懷卻遠遠超越洋務意識。他曾襄助曾國藩出辦團練，建湘軍。中年時期至上海，接觸西人西學。晚年力陳西方立國之本在政教，若僅於技術方麵師其長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國，為中國遣使駐歐之始。兩年多使外期間，有60萬言記述，得出“西洋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的結論（《使西紀程》）。保守派據為把柄，予以攻擊。汪榮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頁寫道：“郭氏以禮為治事之必須。儒家的禮就是儒家的製度。……他認為禮須不違於時，則以禮為本的政教，豈能不應時而變革？”郭氏言“時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襲也”。
他們都是在那人心窳敗、凋敝的社會風氣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見和深刻的睿智，成為20世紀的思想巨人，而以鄭觀應所述最為係統條暢。其思想的生成、結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視同儕，且也以其絕不縮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後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158頁）中曾很確鑿地斷言：
儒家談政治，不主張理財，這便是行不通的。一則藏富於民，就會害民，因為讓人民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就會造成歐美資本主義的畸形經濟，弄得政府沒有錢，錢都流到少數人手裏去了。二則政府一切設施，一切建設事業，都非錢不行，不善理財的話，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實行，現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進步，賦稅便越重，薄賦稅的話，隻是迎合社會群眾的心理，發些不負責的空話。
這是他讚譽王安石的經濟思想，為王氏辯護的一番話。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製、重要企業由國家經營，由政府統製一切企業經濟機構……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厭惡儒家。
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藝自由化等，乃是政治現代化的圭臬。曹公智不解此，至發荒誕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殘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會平衡，人心順遂，起點平等，自由競爭，最大限度發揮個體的人本價值，其結果就是藏富於民。曹公竟說這就會害民。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了。而在不知不覺間，他對民間的漠視，對民瘼的輕蔑，以及他那“貨與帝王家”的幫閑念頭就露了馬腳。
什麼建設呀設施呀，都非錢不行，更是不著邊際。蓋在他心頭，錢就是紙幣，而不是經濟基礎和實力，錢從哪裏來，從根本上說，不是印鈔廠開動機器，而是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理財也不是他心目中那種概念，賦稅越重錢就來了嗎？就算是，也是殺雞取卵一時而已，對社會的抽筋剝皮，更是政治的自掘墳墓。再者，歐美社會，對暴利行業才是課以重稅，重、薄各有針對，哪裏像曹公所說是什麼畸形經濟？
王安石那一套政治、經濟運作模式，在經濟學上，相當於類凱恩斯療法，實施那一政策的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凱恩斯契約”的約束下實施這些政策的。事實證明在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控製之間並未取得平衡，反而左支右絀、導致全麵棘手的問題和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煩。曹先生盲目大讚王安石，他不知道，要達成其理想，政府必須在不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情況下來采取幹預行動，而這種契約在那時的專製體係中根本就不存在。於是，國家辦社會，專製者乃不惜一切代價保住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指令經濟帶來僵化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