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時期，李鴻章的身邊，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亞於日本的西學人才。可是可憐他的這批幕僚，在19世紀末決無可能涉足政治，決無可能影響決策，決無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那樣，去研究製度、設計製度、改革製度。而恰恰是那個難以改變的製度，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一元化專製強權抹殺人的政治自由，個人的自主、自動自發的能力，遂令各種弊端漸次顯現，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淪喪、吏治腐敗、因循苟且、豪傑灰心、惡徒燥競、信息黑箱、剜肉補瘡……一時俱來。積弊發展到極端，終於引發社會的大動蕩，底層民眾承其巨大代價轉徙溝壑……所以鄭觀應先生對此“弊之太甚”的狀態，極為痛心，怎麼辦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設議院不為功！”（《議院上》）。事實上美國國會之兩院，一為貼近且跟隨民意公論，一為防止集體情緒狂亂，憲法規定法律之通過須經兩院允許。而兩院之間互有羈控，譬如參院有權對眾院之法案之修訂或駁回，其分權與製衡相當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遠的考慮，和後世的美利堅總統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轍：
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因為隻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針針紮在專製的痛處
嚴複思想的傑出高拔，在於針針紮在專製的痛處。
他是福建閩侯人，那裏溪山寒碧，樹石幽森。少時家貧，後以第一名資格考入福州馬尾船廠船政學堂，修習數理、化學、光學、地質學……讀了五年，成績為最優等。
中國最早留學的是容宏，那是1847年，讀的是耶魯大學，回國後在曾國藩幕中參謀籌策。他建議曾國藩派留學生出國，曾、李聯奏，清廷獲準。嚴複是這一代留學生中的第二批。1877年，他入皇家海軍學院，既學機械原理之技術，也對西洋學術大加研磨。郭嵩燾對他稱賞不已，以為他已得西洋學術之精髓，當時嚴複的英語水平也勝於使館譯員。
1879年，嚴複回國，期間四次參加科舉考試均落第，從此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服務近二十年，任總教習等，不獲重用。
他的《論世變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異，在於對自由的認識，朝廷當政並不推求嚴複變革的辦法，主推三民說：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嚴複所麵對的官僚體係，生為能語之牛馬，死做後人之絆石。
他罵康有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種自鳴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於耶穌、謨罕爭衡，以逞一時之意氣門戶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鳩的對中國的分類法：德性、恐怖、榮寵。
他直接分為二種，君主之國權，由一而散於萬；民主之國權，由萬而彙於一。直截簡明地說明政體的性質。
郭嵩燾早年即發現了嚴複的特質，以嚴複的頭腦，他應為開放的時代和機製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異彩了，但他厄於專製的流弊晚年被動惹一身騷，弄得灰頭土臉。
有人對比同時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說是嚴複的選擇不及其人，這是短淺之見。因為時代給嚴複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鳥奮翅衝天之際，脛上的鐵砣。
1911年12月2日，他記述：往謁袁內閣。得晤。
隨後又到漢口見了黎元洪，大抵屬禮節性拜訪。但他與袁世凱的關係，實因在清廷治下幾十年，長期投置閑散，而有逆動之心，本已老邁頹唐，又期一振，這種潛意識也是有的。
他認為袁世凱“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不過舊日帝製時，一才督撫耳。”（《與熊純如書》，全集三，624頁）對袁世凱的曖昧態度，在籌安會列名卻拒絕參加活動，拒絕發表擁袁言論。
二次革命後他說，“往者不佞以革命為深憂，身未嚐一日與朝列為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為”。（《嚴幾道年譜》），此則和他先前“民心大抵歸革軍”的判斷有矛盾之處。這是因為他對社會動蕩揪心，而與自己先前的判斷有所矛盾，但這和王國維的憂心忡忡愛護清廷性質全然迥異。
嚴複關於自由的論述，真是極精密到位。“自由則物各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嚴氏評點》）自由因於自立，而自立又取決於人的自治（製）能力。他譯孟德斯鳩名著《法意》（即《論法的精神》）有謂“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權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與政治製度，他說“西治”“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存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