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後蔣、馮、閻膠著於鄭州、蘭考一帶時，楊傑以開動火車頭亂跑的奇詭之計，將對方大軍拖住，又將機場飛機掛彈取下爆破嚇阻對方，迷惑對方，創造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的戰例。中原大戰後期，蔣介石任命楊傑為總司令部參謀長，楊傑出計，拖馮打閻、聯張緩圖桂係，將其分化打擊，即對敵方或予拖住、或正麵打擊、或切斷聯係，或包抄擊破等法，順利結束中原大戰。
抗戰軍興，楊傑被派為赴蘇軍事考察團團長，爭取軍援，次年正式出任駐蘇大使。1941年免職回國。他主張外聯蘇聯，內聯各黨派一道抗日。但是聯合蘇聯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蘇聯待原子彈炸響後才出兵便知大概。可見在這時，楊傑的智略已經用完。這個時節的楊傑，似乎可以說觀人料事，全憑臆斷了。因為衡以常識，訴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謬、毫不思索之舉。
李宗仁對楊傑甚為鄙視，除了在中原大戰中吃過他的苦頭，對其戰略的意圖，也多有指摘。他認為楊傑被稱為第一流的戰略家，實在是徒有虛名。1944年李氏在漢中行營任職期間，往重慶開會，當時盟軍已有在西歐開辟第二戰場的趨勢，楊傑這時便在《大公報》上發表專題論文，略謂在現代化的戰爭中，敵前登陸實不可能。楊氏分析，同盟國很難在西歐開辟第二戰場，最大的可能還是將美英聯軍由北穿過蘇聯腹地，與蘇軍並肩作戰雲雲。李宗仁的朋友們就楊傑的戰略觀來詢問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說他讀了楊氏之文，便大不以為然，著實不料號稱戰略家的楊傑竟亦膚淺至此。李宗仁以為，在現代化戰爭中，敵前登陸固難，而防止敵人登陸亦同樣不易。即就純軍事立場來看，論大軍團的指揮、運輸和補給，同盟國在英法海峽登陸實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動，這樣才能使德國兩麵受敵。另外就政治立場來說，蘇聯亦斷不許英美聯軍在蘇境作戰。第一次大戰後，西方列強圍困蘇聯的餘創猶存，斯大林何能坐視英美軍隊駐在其國境之內？此事簡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識之外，所謂戰略家的楊傑，居然能想得出，亦虧他會動這般腦筋。
李宗仁雖然料定盟國必自西歐登陸，但是他私下卻希望第二戰場開辟得愈遲愈好。他在重慶時，曾兩度與英國大使和丘吉爾駐華軍事代表魏亞特將軍詳論此事。為什麼呢？李宗仁說：希特勒已陷於東西兩麵作戰的苦境，同盟國勝利隻是時間問題。現在既已距勝利不遠，同盟國當局便應想到戰後的複雜問題。你們西方國家與蘇聯，由於政治製度的不同，在戰前已成水火，戰時因為對同一敵人作戰才暫時攜手。一旦大敵消滅，西方國家必定又與蘇聯針鋒相對。為減少戰後的困難，務須稍為忍耐戰爭的痛苦，第二戰場千萬不宜過早開辟。然而，你們應當盡量以各種物資援助蘇聯，讓德蘇兩國拚死糾纏。等到兩雄聲嘶力竭，然後選擇地點登陸，德國自將俯首成擒，而蘇聯元氣亦用盡，則第二次大戰後的世界便要單純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後餘光
陳布雷的幕僚曆程——舊道德的楷模
有一類幕僚，自命不凡，目空餘子。另一類，人以國士待我，而我以國士報之。才識副其懷抱，平生隻知效死力相報。
知識分子常常是文弱書生，在抗戰期間的重壓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陳布雷，“他的身體很壞，用腦過度，麵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象”。（《張治中回憶錄》）到他的身體已是風中殘燭的時候，他走幾步路都虛汗頻出，可是他的心裏，仍擔心“心無空閑，夜無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貽誤，又何堪設想”？張治中在成都帶他逛街，買小吃慰勞，他竟高興得像小孩。
舊時代，報紙上那種淺易文言隨處可見，而真正堪稱純正、名下無虛的，是著名記者陳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氣的妙筆。他於1926年3月12日在上海《商報》撰寫《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嚐謂“歲月遷流，忽忽一星終矣。國辱民擾，世衰道歇，山河崩決，莫喻其危……雖然，吾人之紀念逝者，其所奉獻之禮物，豈僅鮮花酒醴、文字涕淚而已乎”，即可見一斑。陳先生天縱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厚，真積力久，根深葉茂，發而為文，必有可觀之處。大學者王力（了一）先生對他也甚為歎服，以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見《龍蟲並雕齋瑣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