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先生做蔣介石身邊幕僚，貢獻極大，時間極長，而且用誌不分，品格意誌最為專一。同樣重要的幕僚還有陶希聖，但陶氏中途變節，複又反水，顛來倒去，真不好說。蔣緯國在他的口述自傳中說：“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誌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
1926年春天，邵力子向陳布雷轉述蔣介石的慕重關心。
其時布雷任職於《商報》。
該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謁張靜江先生，翌日見到蔣介石。他來的時候，拎著一個小包，帶著他自用的文房四寶就來了。
1927年2月，蔣介石發表《告黃埔同學書》，就是蔣氏口授，布雷根據其意思而起草的。這可以說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業。本來蔣氏要他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因彭學沛在任上，他辭謝了。1928年，北平克複，乃隨蔣介石赴北平，途中起草總司令呈文，接著又起草《祭告總理文》。這期間他兼任《時事新報》主筆、浙江教育廳廳長等職。
1934年在委員長南昌行營，蔣介石告訴他，幕僚方麵，政務有楊永泰，軍事有熊式輝，文字方麵，極需像他這樣的人在左右。其後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熊、楊為常委，開始網羅青年留學生來此做研究、調查、設計等工作。
委員有二十多人，但陳布雷說，“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1935年年初撰寫《敵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軍閥之無知，發表後多方轉載，引起轟動。接著趕到南昌過舊曆年。行營設計委員會撤銷。改組設立於1933年的侍從室，設立一處、二處，分工是一組總務、二組參謀、三組警衛，屬第一處，主任晏道剛；四組秘書、五組研究，屬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此後，他的行蹤，大處而言，就是武漢、重慶、南京，一直到自裁身亡。
他平時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軍事——蕭讚育《在侍從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談到，陳布雷先生作為幕僚的作業性質，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蕭讚育和布雷先生首次見麵於牯嶺，聊天閑話，首先他略述身世、身體及其興趣，並說：此次委員長要我跟隨在他左右，是要我幫忙他文字方麵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幫他處理政務或預備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他隨蔣介石出行，每到一處，一有空閑，就是買書，像《陳後山詩注》就是在南昌買得，所購圖書多為四部要籍以及英美近代史等文史類圖書。
1935年是他幕僚作業極為繁劇的一年。大致行程是，漢口、重慶、貴陽、昆明、個舊、開遠、重慶、成都、峨眉山、上海、浙江慈溪……
4月份他從漢口飛往重慶，住在上清寺農村。這期間他和四川軍政文化界接觸很多。他對四川人的感覺，“覺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於他省，而沉著質樸之士殊不多覯。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上致力。文勝於質，誌大而氣狹”。
這種看法和意見，他也作為心得貢獻於蔣介石之前。因而蔣介石初到四川，即以質樸誠信來勖勉川人，目的是勸勉川人服從軍政係統。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相同時間，鬱達夫發表文章，對浙江人脾性力斥不留情麵。“浙江自古是文化燦爛之邦，不過近幾十年來，弄得委靡不振，鬼怪橫行。市民隻知道喝喝茶、買買菜，無反抗心，無男子氣。一個軍閥來，就開一次歡迎會，一件事情已過去了，也打一個電報湊湊趣，閑下來就問問流年，看看八字，封建時代的生活樣式，還流行著也支配著……”（《告浙江教育當局》，鬱達夫文集，第八卷，23頁）
重慶尚未很熟悉，馬上就起程了，因為蔣介石到貴陽督促與紅軍決戰。5月初他和陳誠、吳稚暉同機飛築（貴陽），在此撰寫《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他在貴陽很忙碌，至於重慶大本營的參謀事務，乃由楊永泰代理。他還和吳稚暉到了修文縣，瞻仰王文成公（王陽明）祠。龍岡山上一輪月，仰見良知千古光。這裏珍貴文物極多，祠堂四麵遊廊相連，左右牆壁嵌有陽明書法石刻及陽明燕服線畫小像，以及錢大昕、袁枚、翁方綱、成親王、阮元、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清代學者多人的考證、題詠和遊覽祠堂的詩文石刻共數十方，俱為不可多得的碑刻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