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也曾在侍從室工作，他將陳布雷視為最好的文學老師。基於同事之誼，他在生活上也很愛護陳先生。陳先生用腦過度，麵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相，是典型的苦行僧。至於日常生活，更不乏天真的認識。所以，張治中常常跟在他的後頭，逗他的興趣，以此法減輕他的苦惱，使之笑靨常開。張治中說：“記得有一次在成都，與他同住一個地方。有一天上午，沒有什麼事，我笑著對他說：帶你去調整調整！布雷說：大哥（他老是這樣稱呼我，實則我們是同年，我不過比他大幾個月），我們到哪裏去？我說：你跟我走好了。這一天，我帶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館子，逛少城公館，喝了茶，又看了電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覺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問他：好吧？他說：好！以後他常希望我帶他調整調整。”（參見《張治中回憶錄？一個文人》）
布雷先生自來體弱多病，常常要借助安眠藥才得以休息，結下終身文字之緣，生活清苦自勵。他晚年答記者：我這個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在用到不能再用。從前偶然修理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確已到了無可再修的地步。
1940年間，日本戰機大肆轟炸陪都重慶，采用輪番式地疲勞轟炸，試圖從靈、肉兩麵摧毀中國人。布雷先生撰述文稿，每每在防空洞內完成，體力漸感不支。初夏時節抵老鷹岩村舍休養，山居期間仍修改講詞，稍暇則讀陸放翁之《入蜀記》《老學庵筆記》及陳後山詩等。6月間撰寫回憶錄，7月24日敵機猛炸重慶，敵人廣播，造謠說陳布雷被炸斃。是年10月，自稱：“餘近來之身體精神大半視睡眠充足與否為轉移，然長服安眠藥則影響腸胃，不服則睡眠不佳，誠無可如何之矛盾現象也。”
他最後的幕僚作業，竟是屍諫！
徐蚌敗局已定之際，他到上海召集報界巨頭會議，他向友人說起蔣介石怪他精神頹唐。而在他的心裏，也在思考，心中陰影厚積：此時的蔣介石和北伐期間的奮進有為判若二人。
他多年的貼身副官陶永標回憶：
有一次，陳布雷同蔣介石密談至深夜，事後蔣送他步出總統府大門，陶永標從侍衛室出來跟隨在後，聽見蔣介石對陳布雷講的幾句話，內容大意為：目前戰局確是不利，國民黨可能被打敗，但不會被消滅，布公不必如此悲觀。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久者。談判也保不住國民黨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們隻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其後陶永標發現陳布雷的臉色很難看，回到寓所還自言自語歎道：“成敗在天，成敗在天！”一連數天抑鬱不歡。
蔣介石對文官、武官態度淵然有別，對大文人、名教授往往禮遇有加，對學界人士之尊重又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大公報》張季鸞起先的地位並不很高，得蔣介石提攜，遂居重要影響之地位，而他的業務開展也盛極一時。對張季鸞是這樣，對程滄波、胡健中、潘公展、黃少穀諸位，他也很周到。對於陳布雷，蔣氏始終尊稱布雷先生。
他幾乎沒有什麼應酬。他謹慎，甚至拘謹的作風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如有重大文字任務，有時他會好幾天不下樓。陶希聖認為“在委員長的跟前，許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變質了。布雷先生則不然，他是一位報人，報人有廣闊的視線、客觀的思考、精確的批判，適於幕府的要求。布雷先生替委員長襄理機要，卻始終保留一個報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樞而對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員長尊重他。”他的自裁，必定飽含了非同尋常的劇痛的心靈矛盾，他的文人學者本色，已經一壓再壓，臨了批判的精神在尋找最後的出口。
精神的打擊，加重弱軀病體的負荷；羸弱的肉體，更無法承受自尊心的頻受撞擊。於是形成惡性循環。
遺書重點，一是毫無價值的一生，二是書生無用，回首履曆，深覺有違初衷。其間“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乃是聚焦之點，讀之悚然，如冷水澆背，當頭棒喝。
布雷先生自裁前，已無計可施。計早出盡，有的不聽；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無效。至此則身頹而心如死灰，故無計可施。他本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廣眾中，總是走在旁邊輕輕側身而過，息事寧人，唯恐有所開罪。他在中壯年時期，還在做返回新聞界重操舊業的夢寐。他說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其所撰述，則又言不由衷，其議論國計民生在文字理論上頭頭是道。到了形勢河決魚爛之際，所有的矛盾糾結纏繞，一時俱來，這並非針對他一個人的業障，但對他的打擊較常人更甚千倍萬倍。
雲天在望，遙念廣寒深處，不知今夕是何年？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幾十年中布雷先生看過多少更替興亡，不少他更參與其中。其中必有一個理由，他想解開這個謎，但他實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絕望到也不想再等這個不祥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