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參謀或幕僚與主官的互動，緯國以為，雖然許多軍製有書麵資料，但是還有許多地方需要詢問將校團，所謂將校團也稱為指參團。將軍沒有校級軍官的輔助，“將”不起來；校級軍官沒有將官的把舵，也“校”不起來。校級軍官是高級參謀，在英文裏麵，參謀是stuff，希臘文原意為樹幹，一個公司裏麵各部門的主要幹部稱為officer，其他的職員則稱為employer。緯國分析德國軍製的理念，是一個人要先懂得全麵，然後再負責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與別人配合。所以德軍編製中師參謀長是中校，團長是上校，副師長是準將，師長是少將。先當師參謀長，以幕僚的身份理董其全麵，然後再去當團長。
國軍在抗戰前采用的就是德國的軍製，抗戰後軍事製度改采美製，遂改為先當團長後當師參謀長，然後升副師長、師長。緯國明確說這種製度有兩個壞處：“第一，在人情方麵不上路，例如有三個團長，原來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師參謀長時，三個團長搶一個師參謀長，這三個人就變成冤家了；第二，從理智方麵來說，應該先全盤曆練，了解了全盤之後，再去負一部分的責任時，才會主動配合整體的需要。換句話說，當師參謀長能了解全師的需求，等到成為團長時，他知道他這個團在全師裏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他會自動地來配合，等到師長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準備，知道在這種狀況之下，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世態如此怪異
緯國在抗戰從軍期間，以其留學的背景作為參照係，比對出國軍部隊的低能、謬誤，種種不上路的地方潰瘍麵積很大，一時半會兒難以扭轉。
因而參謀擬設作戰計劃，必須考慮此類製約性因素。
近代社會轉型急劇，來不及做優遊不迫的姿態，軍隊亦然，至令怪象百出。何應欽的參謀汪敬煦談道，抗戰後期大型的湘西會戰，日軍敗北，何應欽電告王耀武，說他要親自到戰場察看，除了戰死的國軍屍首移走之外，日軍及馬匹放置原地不動，因為抗戰期間流行一則笑話，每次戰役結束後，統計由各團、師、軍所作陣亡日軍的報告，加起來日本人都死光了。
黃仁宇《黃河青山》《地北天南說古今》屢屢提到部隊戰士的渙散、困窮、戰力低下，吵架、鬥毆、裝備粗陋，簡直是家常便飯。就是黃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當的習氣，20世紀80年代他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明史專家王春瑜負責接待，親見他座談時忽而躍起，蹲在沙發上，指手畫腳，拍胸擼袖，就是當兵時留下的後遺症。
1941年年初，緯國從重慶到西安報到，坐何應欽將軍的飛機到西安，由胡宗南部接應。其間隨何氏到某一站去視察前方部隊，夜裏1點半鍾，他聽到部隊吹起床號，而按規定應是早晨5點，他覺得奇怪，為什麼1點半就吹號呢？原來師部告訴團要四點半起床，團告訴營4點鍾起床，營告訴連3點半起床……最後到師集合場，如此算來，士兵不就要1點半鍾起床了嗎！次日晨5點鍾開始講話，天由蒙蒙黑轉成東方魚肚白，等到講了半個鍾頭後，天已經大亮，何應欽就走下講台去看部隊。後來何將軍就問為什麼這些士兵紅眼睛的、有眼屎的那麼多，緯國在旁於心不忍，他想，士兵1點半鍾就起床，到現在已經四個鍾頭了，眼睛怎能不紅，他們半夜都沒睡嘛！緯國痛憤不已，為了一個長官的講話，部隊竟然如此自我消耗折磨。
後來，胡宗南帶緯國去看軍械庫，想炫耀一下部隊所藏的軍械，顯示軍力之充足。當時是副官熊惠權陪同，那位庫長佩戴紅底兩條杠三顆星的徽章，是一個炮兵上校。緯國在軍械庫存裏發現一種丹麥製造的槍，放在槍架上，一看就知道是兩用機槍，擺在槍架上可當重機槍用，拿下來可當輕機槍用，不過並沒有標示重量。他就問那位庫長：“報告庫存長，請問這挺機槍有多重？”那人想了半天後回答說：“大概八斤。”通常一挺輕機槍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緯國便懷疑地問：“不止吧？”他說：“老秤，老秤。”這麼一個軍械庫存長，就算不是管這個庫的，也應該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說武器是論老秤來算的，可以說對武器是一無所知。胡長官本來想向緯國炫耀他的軍械庫，結果卻讓他發現他的部隊水準不過如此而已。緯國想到，怎麼會派炮兵上校去後方管倉庫呢？說不定他還不是炮兵呢！這些都是國軍給他的初步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