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練特種攻擊部隊正是辛棄疾對北宋軍政弊端的反撥。北宋軍事訓練極不得宜，到宋仁宗時代，征召農民訓練為兵，保甲製度實施後，禁令苛刻，訓練時間與農忙衝突，而不去調整，武器又須民間自行購置，種種弊端，農民大為反感，有自己錐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斷其臂膀者，有自毀肌膚者，目的皆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輩不知此，仍梗著脖子說，“自生民以來，兵農合一”。就尋常道理來看，他的話沒錯，問題是這些民兵，保衛自己幾裏左右的家園尚可，如是大型野戰或特戰，那就隻有丟盔棄甲了。
辛棄疾的特種騎兵觀念和實踐，即是要建立一種快速反應部隊，一者可以隨時用於進攻和防禦，二者具有威懾力，也便於調動；另外，也可視需要在重型和輕型部隊之間轉換，有利於補給的迅速獲取。
甚至他的詞作，多有速度與火力心理的投射，諸如“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滿江紅》）、“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八聲甘州》）、“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永遇樂》）皆是。
抗戰期間，九戰區幕僚長、兵學家趙子立說過，“當然運動中的部隊比占領陣地的部隊容易打”，意味著等到敵人立足已穩，就要麻煩得多。而要打擊運動的敵人，則己方必須具有更為迅捷的運動速度，辛棄疾訓練特戰部隊的心曲實即在此。
辛棄疾所力求達成的軍事攻擊的硬實力，如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淵然融合，則軍事實力也可轉換為一種軟實力，它可以展開演習、嚇阻、幫助衝突地區撤離非戰鬥人員、實施人道主義和災難救援等，軟實力是通過吸引而不是脅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結果的能力。
稼軒的《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說明長江作為軍事險要，必須是在憑借兩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長江隔離中國分成南北，從來“未有無兩淮而能保江者”。兩淮地勢綿延千裏，勢如張弓，敵騎一旦撲到長江沿岸，東趨西走，如在弓弦，蕩然無慮。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斷，則其東西不能相顧，而其北來之兵，則如行走弓背，道路迂遠，懸隔千裏，勢不相及，消滅他們就好辦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輒以常山之蛇作比喻，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這是強勢狀態。但就兩淮形勢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斷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斷其身則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這段論述，或許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蔣介石決意在徐蚌決戰的心理背景。
辛棄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詞作，繚繞揮之不去的愁緒，把欄杆拍遍的悲涼。此皆體製的汙糟所致。一個風雨飄搖的政權，操縱在見風使舵、毫無原則的三流小人手中，他們縱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他們狗熊所見略同，用夜行人吹口哨的虛怯，操弄著那個隨行就市的影子政府。內耗凶險固執，對付外來侵迫一律的軟骨頭，像沒有脊梁的海蜇皮。辛棄疾這樣的戰略家，隻能灰頭土臉，處處丟分了。哪怕是優遊的清興，也被愁緒包裹，正如《鶴鳴亭獨飲》所說“小亭獨酌興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麵青山圍欲合，不知愁自哪邊來”。然而，僵化的製度攜帶對人本的殺滅，對人性的毀傷，對才俊的構陷，群小洶洶，誌士悲哽，內在的消耗猶如基因，隨著辛棄疾們的投置閑散，無端見疑，南宋的國祚也逐漸走向了盡頭。
參謀生涯的最後作業
被擱置的絕境自救之策
徐蚌會戰開打，把前線最重要的幕僚舒適存推到風口浪尖。
舒適存的參謀作業，在徐蚌會戰的緊急關頭，閃射出一絲可貴的亮光，旋即歸於幻滅。大戰的局勢，自此不可收拾地狂瀉直下了。
那是1948年的深秋。杜聿明抱病勉做劉峙副手，他邁著蹣跚的步履，爬上南京某飯店三樓的房間，力邀舒適存出任第二兵團副司令官兼前進指揮部參謀長，舒適存義不容辭，遂與同飛徐州。
此時的形勢是，解放軍華野、中野圍困徐州，並扼製黃維兵團於南平集附近。而杜聿明所轄三個最能打的部隊，即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則固守徐州，11月底，向永城方麵旋回，爭取外翼，試圖與黃維會師。
11月的最後一天，杜氏集團分兩路乘夜色突出永城重圍。兩天後，邱清泉到達孟集，旋被包圍，孫元良兵團到達洪河集，李彌兵團到達袁圩。杜聿明命令邱兵團向南攻擊、李兵團向東南攻擊、孫元良兵團向西北警戒前進。邱、李兩兵團竟日猛攻，收效甚微，蓋以解放軍利用星羅棋布的村落地帶，作縱深配置，頑強抵抗。不得已，指揮部進至陳官莊。12月3日，國軍空軍及地麵戰車運用到最大限度，傷亡很大。是夜杜氏決采三麵掩護、一麵攻擊的戰法，而解放軍四麵合圍猶如鐵桶，難以撕破。曾經縱橫馳騁、銳不可當的邱兵團，以全力向南攻擊，每天僅進展數裏，甚或不進反退，於是戰況膠著，維持原有陣地，已極費力，要想突破，已屬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