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市長吳鐵城，由吳氏出麵，邀約上海名流教授達四五百人，在市府大禮堂召開茶會。劉健群將中樞的策略闡述一番。上海是人才集中藏龍伏虎的地區，盡管這種場合，多半不會有人發表意見，公開讚成與否，但就一般情緒觀察，也還算是了解與同情的成分居多。會後他和張道藩就自己的熟人，分別前去交換意見。如章士釗、褚輔成、沈鈞儒、章乃器等，他們都曾登門拜訪，交換意見大抵還算融洽。劉健群認為，當時就他們所接觸的知識界，對抗戰的方針，並沒有什麼偏見。
至於後來上海抗日救國會的活動，所謂“七君子事件”已經是超越常情。劉健群以為其間含有為了個人出路，乃道出偏門，更可歎可笑的是促成了君子的產生，“當然早已不是衡情說理所能解決的問題。再加以拘捕的辦法，實在是有些笨拙，反而使根本不具備任何君子條件的人，都變成君子了。是笑話，也有些令人浩歎了！”（《傳記文學》總第25號，1964年）。
抗戰前的外圍幕僚多是大知識分子，對社會有著多側麵的絕大影響力。
從牯嶺會議開始以備谘詢為第一次。1937年夏，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大打出手到態勢已極明顯。在此情形下，中國抗戰高層主持召開了廬山牯嶺茶話會。蔣介石發表了“戰端一開，隻有打到底”的精神總動員令。知識分子和軍政高層雲集廬山，茶話會等於幕僚動員會。
黃埔路為第二次。隨後的八月初，又在南京黃埔路舉行午餐會，蔣介石邀約張伯苓、蔣夢麟、胡適、梅貽琦和陶希聖到黃埔路官邸午餐。蔣夫人亦在座。蔣介石與夫人都表示抗戰到底的決心，夫人並以空軍的情形相告。
國防參政會則為第三次。就在此前後，國府高層組織了一個幕僚式樣的谘詢機關，即包括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國防參議會。有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胡適、傅斯年、羅文幹、蔣百裏、黃炎培、梁漱溟、晏陽初、張君勱、曾琦、陳啟天、沈鈞儒等，陶希聖亦在內。第一次會議上，陶希聖在其回憶錄中記述：
黃炎培那一套“悲天憫人”的神氣，一連串的會談，仿佛一家大照相館的玻璃窗一樣，陳列著軍政大員的相片。
梁漱溟起立發言：“我想教育應該改革……我想……我想……”說不完的我想。傅斯年先生忽然起立，指著漱溟說：“梁先生！今天不是你想做什麼的時候。你想的全沒有用。今天要打仗，要打勝仗。你要把學校教育製度推翻，實行你的書院，更是荒唐。”漱溟的話就這樣半路上打住了。
雖然並非直接議論軍事，但是他們的意見直接影響中樞的決策，他們的信心就是國人的信心，其意見直接進入到抗戰的巨細各個層麵。
潛在幕僚不甘寂寞
羅隆基有明顯的幕僚心態，那就是求能被用、備用。
羅隆基之類是潛在的參謀、幕僚，他的行止，表明他實在好這一口。
對上，他希望當局用他。對下，他希望國人聽他。
但是，軍事的進展，雖有理路可尋，有時卻連老毛奇這樣的人都不敢下肯定的斷語。或以為蘇德不會妥協，可是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了；或以為日本不敢摸老虎的屁股，珍珠港偷襲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所以，硬撐著要當賽諸葛，卻往往在最緊要的關頭判斷豁了邊兒，錯得不成樣子。
料事如神，哪有那麼容易的事。
但是他們也有一定的市場，芸芸眾生總有思想的惰性，正如生理上的貪圖安逸一般，庸眾總是懶得動腦筋的，所以，不少賽諸葛們在一定時段很能收效，成其聲名。
薩孟武先生《中年時代》，回憶國民參政會那一節，說到參政員的與會情形，不少人有上乘表現，但也有可笑的，他以為最討厭的就是那所謂的六君子，“羅隆基本來隻想在考試院內做一科長，因為目的不達，就在上海創辦《新月雜誌》，以攻擊國民黨為事，終而成名。”他的文中還提到沈鈞儒，穿長袍，執紙扇，講話聲音很小，又無內容，“其狀有似冬烘先生。”
羅隆基這種人呢，也可憐，也可惡。
為什麼呢，生於悲劇時代，更兼悲劇性格，不特影響社會，即對其個人，也是蹭蹬坎坷，處處都觸黴頭。
本來在民主國，想當行政官員，上至總統，下至州長市長……皆無不可，而在以愚民為事、民智蔽塞的專製國，為官乃攫利之具，正人君子有所不取。羅隆基等人處亂世，乃以做官、做大官為鵠的。求官於官方不遂，轉而壓寶於他方。而彼方利用之後棄如敝屣，進而予以滅頂之打擊。此固時代共有之悲劇，卻也有個人心性難以逆轉的缺陷。同是在這個參政會上，還有中西醫之爭，薩先生說，其實不必，各有各的優長。中醫把人的氣質分為金木水火土，有似西醫把人的血型分為四種。這也可以借來說明性格影響人生的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