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吳相湘大學畢業時，正趕上抗戰軍興。在其心理上，有一個從文化人到軍人的轉變。他看到國軍機械化第二百師在長沙郊區整訓，不禁升騰起從軍願望。“我國新式機械化部隊第二百師即駐紮這公路附近，德國的戰車炮車，滿塗迷彩，或隱蔽於樹木中，或訓練行駛於公路上，雄壯軍容，轆轆車聲，使我精神興奮，更自慚形穢。”
吳先生本來具有參謀的潛質。對戰略精神的辯證思索，戰爭進與退、戰略大縱深，其思考極有見地，從而糾正了曆史上長期訛誤。這種訛誤包括大文人、史學家的隔行如隔山的錯誤。吳相湘抗戰勝利後複歸其史學專業，開拓出嶄新的境界。
他於1937年10月中旬到長沙戰區司令部謁見薛伯陵將軍，奉派為參謀處編譯股編譯。從此穿上軍裝。
在戰區參謀期間，發揮他史學專業的長處，與參謀處其他科組的作戰參謀交流。八年抗戰期間，他也曾深入敵後，並在敵占區腹地生活、辦報、偵察等。
第一、二、三諸課主管作戰、情報、後勤等業務，與編譯股同在一幢房屋內，各課的參謀與吳相湘等人朝夕相處，非常融洽。他常常請教他們兵學術語以及研讀軍用地圖，作戰參謀也問他一些史學問題。每逢一次會戰結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及各部隊戰鬥詳報先後集中參謀處，編譯股同仁就開始研讀及編纂；參與作戰、策劃的參謀人員隨時答複其問題。
吳相湘先生說：“我國先哲有言——用兵不如用民。”西方兵學家克勞塞維茲大將論“後退作戰”，更有“此法所以能使攻者陷入力盡勢窮的狀態，尤非要塞和民眾的協助不為功”。
會戰結束以後，參謀處和趙子立提及國史上是否有“後退作戰”先例一問題時，我曾指陳：眾所熟知的三國大膽將軍薑維是這一後退決戰法的最早創議人，時在258年，實行於263年（《三生有幸》87頁，中華書局）。
尋求得失之源：張恨水的戰爭文字
搖筆杆的搖出許多獨特見解，可算一種廣義的特殊的幕僚。
抗戰八年，張恨水先生居重慶，作了若幹村居雜詩，其中一首是：
茅草垂簷漾晚風，蓬窗斜臥一衰翁。
彌留客裏無多話，埋我青山墓向東。
發表在重慶報紙，香港等地報紙多有轉載。日本文化參謀嗅覺過於靈敏，自負從中嗅出味道，於是字裏行間拿放大鏡看，輔以心理分析，得出結論說，張恨水死了。日本參謀這樣判斷：這是他的絕筆。並發揮說，中國文人，可別再抗戰了，許多都早夭了，還不如投降。
日本參謀大多很鬼，神經過敏，但這一次他們卻馬失前蹄了。其實張先生寫的是村間所見，所謂衰翁的感慨，第三句末應加冒號，第四句應加引號。但日本人自忖有漢學底子，拿出其分析結論就當宣傳。
日本人的重視，目的是反宣傳，每到這樣急迫的時候，他們的分析成分都是想當然的成分很多。
張恨水先生寫於1938年初夏的《攻心》一文，分析日軍對我空軍機場的夜襲。同時講明我軍曆史上首次對日本本土遠程空襲的背景。那次空襲在戰史上有名，因為扔下去的是幾十萬份傳單，而不是炸彈。他歸結到攻心的意義上來發揮，由這次軍事上的成功，戰術精妙籌劃，來襯托別的方麵的拖後腿，更議論到政治的不上軌道。
他對軍事地理、戰術戰略、新式武器的比較，後勤與經濟實力，人心的向背，民眾動員以及吏治的澄清，戰爭可能出現的轉捩的因素，都有論列。
如用引證古代軍事案例來作比較，他也充分顧及到古今時空的變化，尋求得失之源，絕無隔靴搔癢之感。
要說潛在的影響社會的幕僚，張恨水就比其他一些人他們合格得多了。同樣是報人，同樣是名頭響亮的知識分子，同樣要對軍事形勢、甚至具體的戰事作出事前事後的評論、評估，都是要披露在報紙上直接麵對讀者的，張恨水先生就比他們都站得住腳。一者他研習的兵書多，二者他的觀察立場客觀，三者能設身處地著想，四者絕不迂闊。
《湘北寇潰贅談》，將觀察的焦點集中在日寇士氣的消沉，征諸戰史，總的格局是很正確的。
雖然是秀才紙上談兵，但讀者十分地為之著迷，前方一開打，就等著讀張恨水先生的專欄，希其分析解讀，如果偶因出差暫時休筆，想讀而未讀到，則忽忽若有所失。
他的《肥豬拱門之樂》，論湘北大捷，時在1942年1月。大戰有如三國上的伏兵計，無非是這著棋。但這一著，每次出手的不同，敵人就猜不著，他反正是想攻，攻來就上當了。且我炮兵火力已大為增進，敵人未估計到，成了端豬頭拱廟門之姿態，我軍擺好的陣勢，就有肥豬拱門之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