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建議，由蔣介石當總裁，國民黨一分為二，使這兩派競爭、競選，輪流執政並互相監督；而作為過渡辦法，無論哪邊勝利，蔣介石都是勝方的總裁。苦心孤詣，處心積慮，虧他想得出來。但從策劃上而言，堪稱絕妙，非尋常幕僚所可為。
事情的緣由是，胡適以為，沒有人敢批評蔣介石，這是不正常的，於是他建議，把國民黨一分為二，讓這分開的兩部分實施競爭。蔣介石對其獻策未置可否。這是在1953年的1月份。
其實早在內戰的緊要關頭，胡先生就曾明確提出此一轉圜的考量。熊式輝《海桑集》第五編第五節，轉載其個人1947年1月9日記，當時熊式輝從沈陽飛至北平，當天和胡適見麵，胡適向他談及時事問題以及解決路徑。胡先生所談要點：其一，軍隊紀律大不如前。其二，經濟之紛亂至為可怕。其三，國民黨內部極其複雜，將來必分，不如在蔣介石領導時，任其分為兩個黨，舊招牌無論哪一部分承繼，另一派名目可新設，領袖則暫時可處於超然地位。
胡適的策略，真是動了腦筋，不可謂不聰明。但是套到現實的頭上，卻不是太緊就是太鬆，不是太窄就是太寬，總之不大合轍。蓋以當時並非沒有分立的團體，他所針對的隻是一家，在那惶惶不可終日的情形之下，看似妙招，實為拆台。分立的團體，應為自然分化，經一番熔鑄接洽碰撞重組，達到自然地分立，而非人力強為之，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來達成良性競爭，結果絕不美妙。此舉，一是易招話柄；二是反對者眾，吃力不討好。
再說對現實的考量及對策，他和蔣介石的思維方式、出發點也頗歧異。1938年春季，蔣介石因抗戰初起，又考慮戰後複興問題，遂對黨派欲加抑製，對黨派思想之宣傳，欲加羈控。但又不願出之以魯莽，遂一相情願，欲將其他黨派融合在三民主義的統一信仰之下。
陳布雷說：“蔣氏的意思是要化多黨為一黨。如果其他黨派同意此議案，則國民黨也可相應改動黨名，或酌改組織結構。但反對的聲浪甚高，此議也就無疾而終。”
那些文化型參謀們
還是19世紀的末葉，王韜就提出通才辦報的觀念，這是強調記者的知識結構，他同時又提出史家辦報的觀念，則側重於記者的憂患意識。他的《論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專論，倡導在省會設立西式報館，並邀請“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簡”。“秉筆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選。其間或非通才，未免識小而遺大。”操筆之人，需對中外時政、曆史經濟嫻熟於心，發為可用可采之政論時文。
他們的意見往往寫成文章，或以文化名流身份接受記者采訪，將其意見公開發表。而其意見，對於時代、國族，就別具一種可能性及參考價值。
盧溝橋事變，日本大舉侵華，知識分子和全體國民一樣，頓陷水深火熱之艱難歲月。
日寇空軍常常轟炸中國重要城市，以摧毀軍民鬥誌。轟炸的程度，時強時弱。這和中美空軍的反擊強弱有關。轟炸是在抗戰後期才衰弱下去，此前，人民備受其罪。
法學家薩孟武在重慶時，也為轟炸頭疼。一會兒警報響起，跑進防空洞；往往飛機又不來了。有時以為飛機不來，剛剛走出屋子，炸彈就轟然在不遠處爆炸。往來反複，神經幾乎為之斷裂。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疲勞轟炸。最險惡的一次，南溫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薩先生家在內，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彈。薩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連晾曬的衣服都炸碎，而“早晨內子買了一條雞清燉，幾碗粗菜，以備夜間過節之用，日軍投彈，全部炸入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廚房被炸，而在爐中清燉之雞固然連瓦缽都飛到地上，卻原封不動。小孩們高興了，叫道今晚尚有雞吃……”（薩孟武《中年時代》）
聯大教授不乏奇人，講《莊子》的大教授劉文典人多知之。1938年春，他拒絕敵寇的威脅，從北京虎口脫逃，輾轉抵達雲南蒙自。他極有學術威望，深受學生歡迎。
劉文典性格耿直，身體語言也很生動，學生們也喜歡和他開善意的玩笑。他呢，對大人物相當倨傲，對學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則執禮甚恭。在這一點上，他很像吳稚暉。他醉心潛心學術，不善治家，也無積財，在昆明時，往往弄到無米下鍋，才知囊中羞澀。
有一次飛機轟炸，劉文典在躲警報時遇到沈從文。他曆來看不起新文學，對新文學中人更有文化優越感。曾經一把揪住沈從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報，是為了保存中國文化，你來躲警報，又是為了什麼呢？”沈從文極為尷尬，一時無言以對。
大知識分子幕燕釜魚的情形中，尚有開玩笑的心態，是一種放鬆的精神狀態，是心靈的優勝。其間，也常常包含著文化之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