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中的幕僚，則曾國藩的張德堅可以當之。
曾幕之中，數以百計的重要幕僚如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等後來都很快轉變為主官、帶兵官、方麵大員。
《賊情彙纂》編撰者張德堅，早些時候在湖北做巡捕官，他敏銳覺察到太平軍內部情況之於清廷的獨到價值，遂加以留心向俘虜、以及占領區流出的難民等人搜集。他也隨湖廣總督吳文鎔到前線視察，甚至多次化裝潛入對方陣地偵察、訪求。他並無別種個人目的，而是為了向清廷提供情報，以供決策或指揮作戰之用。1854年9月，曾國藩收複武漢，他托人送上他的敵情彙編，受到重視。曾國藩用所繳獲的太平軍文書核對，與其訪求相吻合，於是將全部繳獲的文書交由他編輯整理。同時，設立采編所，任命他為總纂官，並發放經費，組織一個班子幫他整理。他的這些情報巨細靡遺，宏觀、微觀兼具，準確度很高。既有當前的動向，也有屬於曆史的個人履曆檔案、社會關係、學行經曆，甚至外貌特征。綜合這些情報的多個方麵，他甚至預言天國內部“似不久必有內訌之事”，判斷的精確度令人驚訝不已。
情報應分為兩個層次，搜集到手的數據，經處理後，一種由本身運用；另一種則提供上級參考。
一般作戰部隊的參謀人員，其工作範疇，即使並不涵蓋情報、行動、破壞、策反、反間、心戰、政戰、突擊、遊擊等所有的特種勤務，也應該有搜集情報、處理情報、運用情報的綜合能力。
郭汝瑰的情報生涯，雖然極善隱蔽、極善掩飾，但還是被一些人看出了破綻。
蔣緯國就看出了蛛絲馬跡。蔣緯國的助手發現了郭汝瑰外線聯絡者的舉動，從徐州一直盯梢到他們的後方，並設法獲得其暗語。於是就化裝成農夫，和對方搭話。通常是這樣挑起話頭——唉呀，兩天兩夜沒東西吃，還熬得過，連個水都沒得喝……老兄，你拿到什麼東西沒有？對方見暗語正確，於是相約去吃麵，原來他們將情報藏在扁擔的掏空的另一頭。等到那人去解手時，果斷將其逮捕。從扁擔中獲得徐州剿總作戰圖。經審訊，發現他們在一家私娼的住處交換情報。根據描述長相神情，判定輸出情報者為郭汝瑰的侍從參謀。本來蔣緯國早對郭汝瑰不放心，因為郭氏的臥房除了他本人的侍從參謀外，誰都不準進去，防範很嚴至於過頭，讓人疑竇叢生。但蔣緯國還是掉以輕心了，他的彙報又落到了參謀本部郭汝瑰的老窩（參見《蔣緯國口述自傳》，99頁）。
蔣緯國也曾告了劉斐一狀。有一年的冬天，蔣介石叫他去南京，讓他參與高級將領決策層的軍事彙報。先由情報單位彙報，繼之作戰單位彙報，然後是政工、後勤、人事等的彙報。最後由劉斐總結歸納，再提請蔣介石裁斷。劉斐講得簡明扼要，重點突出而有針對性，表現出他的幕僚才氣，蔣介石聞之就連聲說好。會後他問蔣緯國的觀感，蔣緯國說，這種報告總結，他也會做。蔣介石看他口氣如此之大，很驚訝，緯國解釋道：“剛才是冷眼旁觀，發現劉斐一直在用眼角餘光瞟父親（蔣介石），看老先生您的反應。”當蔣介石對某一句話有所讚許時，劉斐就將這句話相關的東西放大聚攏，拚湊在一起，以期迎合蔣介石。蔣緯國斷言，劉斐所做，絕非他有什麼智慧可言，純粹是投機的做法。他提請蔣介石要有所警惕。
所以，蔣介石有時候直接到戰區指手畫腳，一些曆史學家就口耳相傳，認為他越級指揮，觸犯兵家大忌。實則，他就是為了避免在熱鬧多的地方泄露機密。如此一來，參謀本部的情報或命令就成了一個附帶的欺敵計劃。這可說是蔣介石極為高明的地方，他有所預感，他留了一手。
蔣緯國也看出了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等人，當時就向胡氏鄭重警示。胡宗南居然還向蔣緯國要證據！蔣緯國說，沒有證據——但是這麼兩個優秀青年又是大學生，願做正式軍人，卻不下部隊，極有興味粘附在您身邊許多年，卻又隻做一個上尉，圖什麼呢？而且做得那麼勤快，那麼有興趣……蔣緯國實在窺破了熊氏等人的作為，因為反常之處太多，他就是根據常識來判斷。
情報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並不固定，必須通過適時適當的運用，才能提高其價值、發揮其作用，未加運用的情報，不產生價值、不發生作用也。幕僚中重視運用情報甚至於懂得運用情報的，仍屬稀少。因為他們在基本觀念上，並不認為這也是經常業務之一。
當時劉斐等人的行為雖然詭秘，但也不是無蛛絲馬跡可尋，且有各級參謀從不同角度觀測出的種種異象，中樞對此等人即使不能采取斷然措施，也可將其挪移至非關鍵單位，使其對戰略情報及部隊布防情況不能直接掌控。否則，幾十年後從公開的文史資料來指認、痛斥、感慨，又有何益？因為，兩三代人的生命已經在苦海中流逝殆盡了。從幕僚角度說，當時的情報——各級參謀的感知、預感，都未能得到適當的運用，所以這種感知雖然非常真確，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搜集情報並非易事，有時竭盡心智。有時冒險犯難，如果不作有效的運用，不僅暴殄天物，而且勞民傷財，一切的努力都變了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