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合律。清人萬樹《詞律》卷二，《江城子》(一作《江神子》)有單調、雙調之別，或通首作平韻，或通首作仄韻，絕無平仄韻混押者。此詞係雙調，所用韻腳有三個，即“訴”、“犢”、“足”屬仄聲字(然去入混用，詞之大忌)，其餘韻腳“呼”、“墟”、“福”、“姑”則作平聲，這是技術性錯誤。讀者不罵這個。
二是語彙生澀。“死何訴”、“黨疼國愛”、“救雛犢”、“軍叔”、“警姑”等等，苟簡、生造、生硬、生澀--總之，不詞。讀起來很別扭。詩詞在語言上是有自己的講究的。簡言之，它是文學語言，須有提煉、有出處、有熔鑄，其來源或是書語，或是口語。“春眠不覺曉”、“白日依山盡”、“床前明月光”之類，皆自生活中來，也是勝語。就是不能苟簡和生造。《綠野仙蹤》記冬烘先生詠花詩道:“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意思是兒媳摘花插頭，使兒子讀書分心;哥哥折花插罐而嗅之，嫂嫂便一棒將罐子敲掉。“黨疼國愛”、“軍叔警姑”等語，即此之類。
葉嘉瑩說，中國的傳統詩詞有自己的語言係統，學寫詩詞就像學外語，必須背，背下來，寫得就像。王蒙因而提出了“大樹論”--“中國的詩詞好比一棵大樹，一棵漢語的大樹，一棵文學的大樹，你用傳統詩詞形式寫出來的就是這棵大樹的一片葉、一個芽，必須與這棵大樹‘匹配’。”王蒙.門外談詩詞[J].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2).不匹配，讀起來味兒就不對。讓人覺得他不如去寫快板、三句半、順口溜，就是不應該寫舊體詩詞。
三是矯情。受災群眾是那樣的水深火熱，救援人員是那樣的心急火燎，作者卻想得出來--“縱做鬼，也幸福”，“隻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站著說話不腰疼，字裏字外就找不到發自內心的沉痛--“十三億人共一哭”一句才靠譜，緊接就被“縱做鬼，也幸福”的矯情一風吹了。設身處地想一想，假若自家的嬌兒老母埋在廢墟之下生死未卜，說得出這種矯情話嗎?
清人劉熙載《藝概?詩概》說:“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古詩十九首有“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之句，王國維說:“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況周頤、王國維.蕙風詞話?人間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P220)矯情，是詩歌之大敵。
特大災難，網民情急，更容不得矯情。他們有些口過，作者應予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