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不少民國史著作，深為一些前輩學人對國家、民族的那種責任感而感動。以前總認為那些傑出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要逃離淪陷區奔赴大後方，是因為他們對抗戰前途非常樂觀，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就會光複國土，自己可以繼續以前的安寧生活。事實卻告訴我，其時很有一些愛國學人對時局的看法是悲觀的。
劉宜慶《絕代風流》一書收錄了抗戰初期一些學人的詩作，從這些詩作裏，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學者們對國家命運的擔憂。1937年底，北大、清華、南開聯合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開學，馮友蘭和臨大的學者遊覽衡山，拜謁二賢祠(為紀念朱熹、張栻的論學而建)，情不自禁，吟詩兩首:“二賢祠裏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遊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洛陽文物一塵灰，汴水繁華又草萊。非隻懷公傷往跡，親知南渡事堪哀。”1938年2月，因為幾次大的戰爭失利，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馮友蘭、陳岱孫、朱自清等人途經桂林、柳州時，乘船遊覽了桂林山水。想到戰時局勢，朱自清不禁悲從中來，作《漓江絕句》:“招攜南渡亂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誰分漓江清淺水，征人又照鬢絲來。”
與馮友蘭、朱自清相比，吳宓和陳寅恪詩中的悲觀的情緒更深一層。吳宓《大劫一首》雲:“綺夢空時大動臨，西遷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闕煙塵黯，愁對瀟湘霧雨深。入郢焚麋仍苦戰，碎甌焦土費籌吟。惟祁更始全邦夢，萬眾安危在帝心。”雲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個叫鬆島的小島，一天傍晚，陳寅恪與吳宓從鬆島散步回來，看著湖麵的荷花，聽著橋旁酒樓裏的劃拳、碰杯聲，不禁悲從中來:“景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笙歌雜醉醒。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馮友蘭、朱自清、吳宓、陳寅恪四人的詩中都提到“南渡”一詞。在中國文化中，“南渡”是有特定的含義的，借用馮友蘭所撰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上的話說是:“稽之往史，我民族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所以堪哀，是因為曆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西南聯大的一些學者對時局持悲觀態度，並非完全沒有原因。一是因為連年內戰，中國的國力、軍力薄弱，物質儲備、人員素質都很難支撐長期的消耗戰;二是幾千年的專製製度造成社會不公、官民不睦，淪陷區的主要漢奸政權就有三四個，偽軍人數比日軍還多。所有這些，都使學人們憂心忡忡。
對戰時形勢的估算如此悲觀，然而，這些當年的傑出學人從未想過賣身求榮，而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與自己苦難的祖國共進退，用知識打造民族的心力。他們知道，國家就像一棟大房子，不要說這棟房子全部倒塌，就是屋頂爛個窟窿，公民也會遭受無數的風雪雨霜。個人要想活得有人格有尊嚴，就必須千方百計保住國家這棟房子。何況，國家越是危難，越需要大家團結一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出智，隻有這樣，國家才有機會起死回生。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認為某種國事不可為卻偏要執著地付出自己的努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正是那一代“悲觀”論學人們最值得後人敬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