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人的傳統觀念裏，脾氣絕對不是一個好詞。它往往與不理智、衝動、不會做人等負麵信息聯係在一起。我們似乎很少想過一個道理:脾氣到底有沒有價值?
其實，傑出的人往往是有脾氣的。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辭世，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空缺。依當時的體製，應該由中研院聘請的評議員民主推選三位候選人，再由民國政府最高領導者從中圈出一位。正當選舉即將展開，蔣介石下一條子，要求大家舉顧孟餘出來。陳寅恪覺得蔣的行為破壞了遊戲規則，極為不滿，當即表示自己隻投胡適的票，還說如果要把顧孟餘選出，胡適也必須選出。選舉期間，有人請蔣介石參加評議員的集體宴會，席上蔣氏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話。陳寅恪想起蔣介石下條子的事情，就非常看不起他，宴罷賦詩一首:“自笑平生畏蜀遊，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裏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寫完，陳寅恪親抄一份給西南聯大外文係教授吳宓品評，吳心有靈犀，立即將詩收入《吳宓詩集續集》稿中。詩後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據吳宓考證，陳寅恪的詩還借“食蛤”的典故，罵蔣介石為小人。
與陳寅恪相比，蔡元培的脾氣似乎更大。嶽南《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華書局2010年3月版)載:1922年12月，北洋政府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等人為了在派係鬥爭中取勝，向總統黎元洪舉報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幹與奧地利銀行簽訂借款合同時收受賄賂(後來證明此事子虛烏有)，脅迫總統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幹。司法當局經過一番調查取證，覺得這是一樁冤案，宣布無罪釋放羅文幹。然而，隻過了四天，國務院一幫政客再度開會，由教育總長彭允彝提案，再次將羅文幹逮捕入獄。此時，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坐不住了。1923年1月17日，他向總統黎元洪遞交辭去北大校長的呈文，以示強烈抗議。蔡元培在呈文中說:“鈞座尊重司法獨立的命令朝下，身為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即於同日為幹涉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為，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權限，無非為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7月20日，蔡元培登船赴歐洲考察、進修，一走就是三年，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他所摯愛的北大校園。
所謂脾氣，其實就是一個人對自己不喜歡、不讚成的事表態時的激烈程度。對於個人意氣之爭，我們當然要盡可能抑製自己的脾氣，讓自己冷靜再冷靜，交一個朋友要花許多工夫，得罪一個人隻需一句話。但對於原則性的問題，尤其是故意的權力侵害，我們不妨拿出點脾氣來，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這個時候，脾氣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意見選擇，而變成了一種血性、一種勇氣、一種麵對邪惡的凜然正義，此種脾氣隻會讓人仰視。
當然，一個人的脾氣也是不容易發的。我們要取得發脾氣的資格，需要走過兩座橋梁:一是你得有本事;二是你的意見代表真理。有本事，你發了脾氣才有影響力，就算那些得罪你的人不把你當回事，你至少可以爭取民心。意見代表真理，你發的脾氣才能體現出價值，也才可能在悠悠歲月中留下應有的痕跡。世界上因為某件事發過脾氣的人不知凡幾，但隻有陳寅恪、蔡元培等少數人所發的脾氣被曆史記錄下來，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提倡和諧社會，我們的脾氣一般情況還是少發為好，但在某些人肆無忌憚地幹汙濁事時，我們也不妨發一發脾氣，即使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起碼能讓那些心術不正的人多少生出點畏懼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