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報紙的人大抵都有成為知名記者的情結，記者雖然是個露臉的職業，但新聞紙的生命畢竟隻有一天，要讓人記住自己的名字殊非易事。不過，想不想做知名報人是一回事，敢不敢做又是一回事。
李偉的《浪花淘盡》一書記載了著名報人成舍我的兩件軼事。1926年8月6日，林白水因在報上發表《官僚的運氣》，諷刺潘複(時為國務總理)是軍閥張宗昌的“腎囊”，被張宗昌殺害。其時北京報界或裝聾作啞，或隻發寥寥數字的簡訊，唯有成舍我主持的《世界日報》敢於發表這則不幸的消息，並用頭號大字標題加上黑邊，以示哀悼和抗議。然而，就在《世界日報》發了林白水新聞的當天深夜，張宗昌就派人將成舍我抓到憲兵司令部，幸虧張宗昌忘了像早前抓林白水一樣交代“立即送刑場槍決”，承辦官員拿不定主意，給營救“提供”了機會，成舍我才死裏逃生。
成舍我後來也經曆過一次大危險。1934年，《民生報》記者采訪到一條消息，汪精衛的部下彭學沛經手一項基建工程，工程質量慘不忍睹，所花的錢卻由最初的6萬元預算追加到後來的13萬元。碰巧的是彭學沛在南京附近新建了一棟洋房，彭出身於窮家，根本不可能有錢建洋房。記者覺得彭學沛有貪汙之嫌，寫了一條新聞。新聞送審時，遭到新聞檢察機關的刪扣，報紙創辦人成舍我覺得刪扣無理，堅持按原文發表。新聞登出，等於在靜水裏放了個炸彈。汪精衛惱羞成怒，以不服從檢查的罪名，要求有關部門罰《民生報》停刊三天。複刊後，成舍我親自寫了一篇社會，詳細說明停刊經過，批評當局壓製言論自由，表示將依法抗爭。彭學沛立即反製，他以侵害名譽罪為由向江寧地方法院控告成舍我。成舍我毅然出庭應訴，答辯達到兩個小時，把彭學沛駁得無話可說。彭估計討不到什麼便宜，隻好灰溜溜地撤訴。見了彭學沛“吃虧”，汪精衛不甘心，不久後找了個“泄露軍事機密”的借口將成舍我關了起來，直到國民黨元老李世曾出手相救，成舍我才被釋放。
在不同的環境中，報人成名的難度大不一樣。在民主國家，記者采寫新聞非常自由，隻要不涉及法律禁止報道的內容，比如個人隱秘和特別重要的國家機密，你想怎麼寫就可以怎麼寫，誰也不敢打壓。假若有人不識趣，利用職權搞記者的路子，輕則可能丟官，重則可能走進監獄。新聞記者想出名，隻要善於跟別人溝通，筆下功夫出眾就行。但在威權國家，“程序”複雜得多。此類地方官員為了更好地操縱言論，一般不太願意製訂保護新聞記者的法規，記者發稿總是如履履冰，官員說你對你就對不對也對，說你不對你就不對對也不對。何況就算是有一點法規，官員也無意認真遵守，反而習慣於以違法來炫耀自己的特權。這些人覺得:法律是叫那些沒有權力、沒有背景的人遵守的，自己重權在握、能量超人，壓根兒就不應該受它的約束。於如此的社會生態中，一個新聞記者想獲得名望，除了需要良好的機遇、豐富的學識、過人的才華之外，還得具備不懼恐嚇的勇氣、不怕坐牢殺頭的血性。
做知名報人之前，得先培養不懼坐牢殺頭的血性，這於個人，當然是一種道德標尺;但於社會，無疑是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