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鑄造的輝煌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永恒的話題，它在短短幾年間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材，為國家日後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在21世紀的今天，西南聯大已成為成功的大學教育的一個代名詞。一所地處偏遠的大學為什麼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認為這一方麵與它比較合理的辦學體製有關，另一方麵也與聯大教授非同尋常的求知欲緊緊相連。
最近，央視《老故事》頻道正在重播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片中說的兩件事讓人久久難忘。其一，聯大教授朱自清、聞一多做學問特別謙虛，別人寫了論文，不管有沒有發表，都要索來學習。其二，江澤涵等教授對新知識非常推崇。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寄給嫡堂內弟江澤涵一本美國新出版的《維數論》，江澤涵視為至寶，反複研讀，聯大數學係的教授們則紛紛手抄學習。
西南聯大的教授對待知識的態度真的讓人肅然起敬!其實，當時能進入西南聯大教書的一般都是中國人文和自然科學方麵的傑出人士，他們自己在學術上就有非同一般的造詣，然而，碰到新的知識，這些文化科學精英不是故步自封地拒絕、別有用心地貶低，而是如饑似渴地汲取。正因為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具有這樣一種自覺“充電”的精神，西南聯大才成為我們今天懷想的對象。
西南聯大教授強烈的求知欲，首先源於他們知識報國的理想。西南聯大在昆明立足之時，中國正遭受外敵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處於大後方的昆明也時常遭到日寇飛機的轟炸，屋毀人亡的事時有發生。中國知識分子素有家國天下的情懷，看到祖國受難，他們怎能不想用自己的方式為國家、民族做點事情?
人是組織的產物，某個人、某個群體願意為組織的事業付出自己的心血，一定是組織裏有一種東西在吸引他們。
抗戰後期，需要養活一家八口人的聞一多靠他在聯大做教授的微薄薪水已很難度日，清華文科研究所的同事建議他業餘治印貼補家用，聞一多同意了。1944年開始，他著手做這件事。得知此消息，包括梅貽琦、蔣夢麟兩位校常委(校長)在內的9名(一說11名)教授替聞一多寫了一個“潤例小啟”，掛在他的工作間，後來又將其登在報紙上，以示支持。
還有一則事例更能說明西南聯大的領導與普通教授的關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物價飛漲，西南聯大教授的實際生活水準大幅下降。最困難的時候，校常委梅貽琦的夫人也不得不上街賣糕點，賺點生活費。昆明的乞丐隻要聽到誰是聯大教授，立即掉頭而去。西南聯大的常委們心急如焚，多次向國民政府反映情況，希望政府給教授們漲點薪水。限於財政能力，政府決定:給在校內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一些生活補貼，其他教授不發。政府的決定下來，校領導和“雙肩挑”的教授們一一簽名拒絕了。他們的理由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教職員工大家一起提高;要受苦，大家一齊受苦。有了這樣的校領導和管理階層，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對知識怎麼會不如饑似渴，對工作又安能不盡職盡責?
西南聯大創造的教育、學術輝煌值得我們推崇，輝煌背後的東西更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