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歡嶽南的《南渡北歸.南渡》(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一書，裏麵有許多有關民國學人的軼聞逸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開始大規模侵略平津，7月29日，日軍炮轟南開大學，該校圖書館、秀山堂、芝琴樓女生宿舍、單身教師宿舍均被擊中，幾十萬冊寶貴圖書和珍稀資料化為灰燼。在一些知名學人的敦促下，國民政府作出決定，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因為參加蔣介石主持的廬山牯嶺國防座談會，並不在校，組織師生撤退的工作也就順理成章地落到了其他一些擔任行政職務的學人身上。
早在宋哲元、張自忠輩與日本人拉拉扯扯、想以所謂“和談”的方式解決平津問題時，南開大學秘書長黃玨生、理學院院長楊石先已感到事態的嚴重，他們組織部分留守師生向校外轉移圖書設備，動員教授眷屬盡可能撤出校園，轉往安全的地方。日軍轟炸南開之後，黃玨生、楊石先、郭屏藩等教授冒著被槍彈擊中的危險，查看詳情。因為忙著處理學校的事情，黃玨生、楊石先無暇顧及家庭財產，撤離校園時，黃玨生隻從自家的廢墟中扒出未燒著的被褥和一件襯衣，而楊石先則隻有身上的一套單衣和一架相機，他們就帶著這樣的家當踏上了南下之路。
就在北平淪陷的7月29日下午，日軍竄入北京西北郊的清華園進行騷擾。後來又以參觀為名，數次竊取清華大學大批珍貴圖書、儀器設備，並用卡車運出校園。見此情形，代理校務的葉企孫心急如焚，他與陳岱孫等幾個教授會商決定，盡快組織師生及家屬撤退，同時決定由秘書處畢正宣與汪健君、施廷鏞、陳傳緒、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組成“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保護校園和校產。日軍見此情形，派部隊公開侵入學校，強占校舍，搶劫校產，並將“校產保管委員會”人員驅逐出校。葉企孫等人不得已才離開學校。
與南開、清華的留守學人相比，北大秘書長兼曆史係教授鄭天挺在時局激流深處的表現一點也不遜色。北京大學位於北京城的中心地帶，北平淪陷後，某些沒有民族氣節的文人紛紛下水，他們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師生南下。鄭天挺不顧夫人新喪、子女年幼的困難，天天堅持到校辦公，將全部身心投入到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轉移上。他先是決定向經濟困難的滯校學生每人發款20元，促其迅速離校，爾後又精心安排一些北大教授和家屬安全轉移。1937年9月3日，大批日軍進入北大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於門口掛上了各分隊、小隊的日文牌號。在如此危境中，鄭天挺依然每天到校料理校產與未能脫身的教授們的生活，10月18日，地方維持會將保管北京大學的布告掛到北大二院門口，鄭天挺再也無法工作，才一步三顧地離開自己的崗位。
人都是血肉之軀，南開、清華、北大擔負主要行政職務的學人不是不知道穿行於炮火硝煙的危險，不是不明白自己一旦落入日寇之手將遭到怎樣的處置，然而，為了保護民族的文化教育火種，為了讓孱弱的民族有昂首挺立的一天，他們不懼犧牲、恪盡職守、勇於擔當。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學人，即使在抗戰最艱難的歲月，中國的教育依然保持著高水準。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學人，我們才取得了抗戰的最後勝利，贏得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尊重。
激流深處的擔當，最能顯出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民族真正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