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塵中人一般都在乎別人能否看得起自己，他們覺得隻有得到他人的認可，生活才有滋味，人生才有價值，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不怎麼介意別人是否看得起自己，卻非常在乎自己看不看得起自己。
中山大學教授劉節說話做事一向遵循內心的準則。1958年“大躍進”時出現許多豪言壯語，比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苦戰一年進入共產主義”，別人稱這些講大話的人意氣風發，劉節卻說:“這能說是意氣風發?恐怕是有點意氣發瘋吧?”1967年底，紅衛兵要抬重病的陳寅恪去大禮堂批鬥，陳寅恪夫人唐筼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拚命阻止，造反派不聽，將其推倒在地。此時，陳寅恪早年的學生、中山大學曆史係前主任劉節站出來自願代替老師挨鬥。批鬥會上，紅衛兵對劉節拳打腳踢，侮辱完後問他有何感想，劉節高昂著頭回答:“我能代替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
著名曆史學家趙儷生也做過一件讓人為他捏一把汗的事。1948年底，北平即將解放。有一次，在正定的華北大學討論到北平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要求北平的教師都要到文管會報到。有人提議像陳寅恪這樣的眼睛看不清楚，身體也很衰弱，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成副校長用洪亮的湖南話發話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有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會場鴉雀無聲，隻有趙儷生毫無畏懼地反駁:“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凶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可列寧怎麼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麵色和黑魚子醬去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把他抓起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這一切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特別是值得成校長學習”。趙儷生說的這幾句話後果非常嚴重，三天後他接到調離華北大學的通知。然而，趙儷生始終無怨無悔。
劉節、趙儷生分別出生於1901年、1917年，可算是我們的前輩。說真話，看到這兩個故事，我內心不僅是充滿敬意，而且湧動一種溫潤的感動。劉節也好，趙儷生也罷，在當時那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中，他們要讓別人看得起自己很容易，“大躍進”時權勢人物說過那麼多過頭話，“左傾路線”橫行時侮辱知識分子的事那麼多，有幾個人能夠敢於直抒胸臆，又有幾個人能做到主持正義甚至以自取其辱的方式保護別人?既然大家都當犬儒，你去當犬儒，自然誰也不敢鄙視你。然而，劉節、趙儷生更看重的卻是自己對自己的評價。他們知道一個人隨波逐流，固然可以輕而易舉保住地現有的地位、享受，但它必須以扭曲自己的人格、踐踏自己的良知為代價。而對於一個有著極高的道德自許的知識分子，這無疑是一種深重的內心災難。為了避免墜入這種災難，他們隻能激流勇進，逆眾人之道而行。
仔細一想，在一個威權和大家都樂於做縮頭烏龜的社會，知識分子光是擁有讓別人看得起自己的想法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說，在看重規則的社會，我們追求讓別人看得起自己，可能走向善良、高尚的話，那麼，在威權、犬儒哲學盛行的社會，隻在乎讓別人看得起，很可能使我們淪為邪惡現場的冷漠看客。從這個意義上說，追求讓自己看得起自己，其實是一種更高的道德標尺，更值得我們付出追尋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