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強權的地方，就有對強權的反抗，以媒體為代表的輿論監督就是反抗的方式之一。不過，在專製時代，相對於有權有勢的軍閥和官僚，新聞記者其實非常弱勢。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就不乏以生命殉真理的媒體從業者。
出生於1886年的邵飄萍是中國現代早期的報人，1912年，他與杭辛齋在杭州合辦《漢民日報》，揭露官僚和惡霸的醜行，抨擊袁世凱複辟帝製的倒行逆施。1914年，袁世凱下令封閉《漢民日報》，邵飄萍被捕，後經過營救出獄，被迫逃亡日本。1918年10月，他創辦了著名的《京報》，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他堅定地站在愛國學生和民眾一邊，無情揭露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賣國罪行，報館因而被段祺瑞政府查封，邵飄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飄萍欣喜若狂，他馬上恢複《京報》。1926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劉和珍等愛國學生慘遭軍閥當局殺害，邵飄萍又站到了正義力量一邊。此外，邵飄萍還支持馮玉祥和郭鬆林等人反對奉係軍閥的行動，奉係軍閥對他恨之入骨，1926年4月，張作霖率領奉軍闖入北京，立即逮捕邵飄萍，4月26日，張作霖以“宣傳赤化”的罪名殘酷地殺害了他。
林白水與邵飄萍處在同一時代。這位《社會日報》的社長因為堅持“報館要替百姓說話，不去獻媚軍閥”，“新聞記者應該說人話，不說鬼話，應該說真話，不說假話”，毅然發表時評《官僚之運氣》，並且不願滿足軍閥“更正請罪”的指令，而被“狗肉將軍”張宗昌槍殺，終年52歲。林白水辦報三十年，三陷囹圄，五被查封，但始終如一地堅守著輿論監督的責任。
在中國百年新聞史上，還有一位報人的名字絕對不可忘記，他就是《申報》的主辦者史量才。《申報》本是一份英國人1872年在上海租界創辦的老報紙，史量才1912年接手後，將其發展為當時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史量才認為“報紙是民眾的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在蔣介石時代，《申報》發表了《“剿匪”與“造匪”》、《學生愛國運動平議》等讓蔣介石大為震怒的文章。據徐鑄成回憶:蔣介石曾找史量才談話:“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追求言論自由的正義最終沒有鬥過無恥的權力，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滬杭公路上。
在民主社會，新聞記者對執政當局或政治、軍事領導人有什麼意見，在媒體上發表就是，正確的，政客們不敢不聽;不正確的，領導者也頂多一笑置之，不要說隨便殺人，就是利用自己的權力或影響動用一下行政、司法資源，比如對記者罰款、將其拘留幾天等等，都會引起輿論大嘩，最直接的後果是丟掉公職，甚至可能遭到“濫用公權”之類的起訴。然而，在專製社會，軍閥、官僚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們抓人也好，殺人也罷，都不必付出什麼代價。此種環境下，新聞記者還能堅守輿論監督的天職，自然顯得特別可貴。
言論自由需要熱愛自由的人去爭取。即使是在以言論自由著稱的一些民主國家，領導者向往的也不是權力得到有效監督，而是“沒有新聞的自由”(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語)。媒體的輿論監督與權力的關係永遠此消彼長，輿論強有力地監督了權力，權力就相對老實;輿論不敢監督權力，權力就可能胡作非為。一個社會要讓輿論體現自己的擔當，當然首先需要確立一個“言者無罪”的言論環境，不過，言論者的血性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中國百年言論史的人都有一種感覺，在中國二三十年代，報人的獨立立場有一定的生存空間，這種生存空間絕對不是軍閥發慈心賜予的，而是無數優秀的報人用自己的鮮血乃至生命換來的。專製者玩的永遠是以少數人控製、統治多數人的遊戲，當多數人從專製者的迷魂湯和權力恫嚇中覺醒，專製者對“出頭鳥”的打擊也會有所忌諱。
新聞記者的手裏沒有刀槍，與不法的權力作戰，總有以卵擊石的味道，但一個真正的文人不會怯懦，他至少可以做到“你打我一槍托，我吐你一臉唾沫”。許多時候，這種“唾沫”恰恰是一個民族覺醒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