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被囚後，我很關心他的安全，當即去到總統府，通過重重警衛，到了延慶樓，見到一位馮部的營長(姓名已忘記)穿著便衣陪伴曹錕坐在那裏。曹的神態很鎮定，看我進來，徐徐地對我說：“當時你們大家把我擁戴出來，這時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來，怎麼辦都可以，我沒什麼說的。”聽他的語氣，大概認為我也是倒他的一分子了。但我當時不便申辯，向他安慰了一番就告辭出來。曹錕從那時起，便由馮所派的營長與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交通和通信機關也都有馮的部隊駐守，曹與外界基本上斷絕了聯係。
之後，我從各方麵斷斷續續了解到這次政變經過的一些情況。由於馮玉祥與吳佩孚矛盾日深，而曹錕的一些親信有時對馮也加以排斥(如馮因請領軍餉常受到總統府收支處長李彥青的刁難)。這種種矛盾都給奉張以可乘之機，奉張就通過各種關係，派人與馮拉攏，使馮加入奉方，共同推倒曹、吳。我所認識的郭瀛洲、張樹聲就是其中最起作用的兩個人。郭瀛洲是張的親信旅長，數次來京，都是來去匆匆，還曾在我家(後門沙井胡同)住過三次，我始終不曾懷疑他。有一次我曾問他：“你來北京有什麼公幹？”他說：“我想做一筆買賣。”我追問他：“做什麼買賣？”他就含糊其辭，不願明說。當時我猜他一定是在販賣煙土，也就沒往下再問。
馮玉祥因與張作霖已有勾結，所以在奉命出師討張以後，借口籌措軍糈、修理軍械，故意延宕時日；及至出發，每天隻是前進三四十裏的路程。他到達灤平，就停止不再前進。幾天以後，他得到東線彭壽莘部屢戰失利的消息，同時接到總部參謀長張方嚴“九門口危急，望速進軍”的電報，便認為時機已到，遂於10月19日將後隊改為前隊，潛行回師北京。因為他計劃周密，行動迅速，又與負責戍守北京的孫嶽等共謀，所以未放一槍，就占領了北京。然後由鹿鍾麟派兵一營包圍總統府，把曹錕囚禁起來。
這時，北京的軍政要人如王毓芝、陸錦等人，都躲到東交民巷托庇於使館界了。我想，大局如此，怎麼辦呢？因王承斌也曾在“主和”的通電中列名，我就拿著刊有主和電文的報紙去找王承斌，並埋怨他說：“你們這樣幹法，是打算怎麼著？說給我聽聽吧！”王說：“我也不知道。煥章(馮玉祥字)想怎麼辦，就讓他辦去吧，我也管不了。”我說：“通電有你的名，你能說不知道嗎？”王說：“我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事情到了現在，就都不用說了。”
我左思右想，認為應先設法使曹錕恢複自由。一天，我到王毓芝家裏(崇內大土地廟)，問知王在東交民巷的住處，就去找他。當時陸錦、潘矩楹也在座。我說：“互殺亂打，還不都是為了逞英雄，爭地盤。煥章這樣做法，也是幹不好的。我想應當先設法使總統恢複自由，給他賺回被囚的臉麵，過渡幾天，爾後平安下台。你們看怎樣？”他們一聽我這些話，都表示同意。經過研究，認為隻有走張作霖這條路，別無辦法，王毓芝並催我趕快設法進行。我又探詢了一下靳雲鵬的意見，靳也頗以為然。我遂到公府見曹錕，把替他轉圜的意思悄悄說明。曹沉吟了好久，才對我說：“隻要賺回麵子，我就很滿意了。反正大總統的命令在你們閣員手裏拿著，你們瞧著辦去吧！”這天曹還告訴我，在他被囚禁的次日，孫嶽曾去看他，給了他2萬塊錢零用，並說孫在和他談話時，還哭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