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繼而奉張、直吳棄嫌修好，結盟聯兵討馮，意欲徹底消滅國民軍。不久，晉閻亦趁火打劫，參加了反“赤”戰線，並順從吳意出兵大同，襲擊國民軍後路。因此，國民軍遂陷於四麵楚歌之中，加以此時馮見局勢逆轉，已通電下野，準備出遊蘇聯，將軍政大權托付張之江、李鳴鍾、鹿鍾麟等，且密囑張之江等：“為分化敵人，不妨兩麵求和。”張等受命於危難之際，隻有遵照馮意，一麵派張樹聲、郭殿臣等先後赴沈陽及天津見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等，協商停戰協定，一麵又派門致中、王乃謨，何遂、熊斌等，先後赴漢口及保定見吳佩孚、靳雲鶚、田維勤等磋商合作條件。同時，吳的代表耿乃熙複由津來京，參加國民軍和直係的合作談判，並往延慶樓謁曹報告，兼候起居。曹亦詢吳年來狀況甚詳。耿辭曹退出公府後，即與在保直軍將領集議，對國民軍直係合作提出先決條件兩點：一、先恢複曹公自由；二、國民軍讓出京漢線。並決議以上兩條辦妥後，再徐議其他。
適值“三？一八”慘案發生，全國人民激憤，一致要求嚴懲段氏，捕拿凶手。同時，吳佩孚亦徑電段氏：“應知罪自退，內閣應自行解散，執政府的衛隊亦應依法嚴辦。”鹿鍾麟此時又發覺安福係分子秉承段意，暗中與奉方勾結，且有以執政府宋玉珍的衛隊旅為內應之說。鹿為消患無形起見，遂於1926年4月10日，采取先發製人的手段，下令關閉城門，斷絕電話；派大刀隊分駐東西兩車站，嚴查安福係分子脫逃，泄露軍機；又派兵到執政府及東四三條吉兆胡同段宅前後設崗警戒，實行對段監視。段於事前聞訊，即乘其日本顧問大穀的汽車，逃入東交民巷桂樂弟大樓，受日本人保護。
10日上午9時，國民軍駐防北京的第十一師師長韓複榘(歸鹿節製)由曹錕的秘書長張廷諤引導，前往延慶樓晤曹。韓見曹後即告以當日事件的經過，並說明從本日起恢複曹之自由。又請曹親自電吳，斡旋和平。曹隨即回答說：我安居於此甚為滿意，至維護和平，責無旁貸。我亦國民一分子，隻要個人力所能為，自應努力去作，以期促成和平，減免兵禍。說罷即命張廷諤電吳，望吳電達奉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便協商善後，共維和平。吳接曹電，認為此電係鹿假借曹之名義拍發，遂置之不複。
越數日，奉軍占通州，吳軍田維勤部的前鋒已進抵盧溝橋，對北京形成三麵包圍，局勢益趨緊張。這時，鹿雖曾親與直軍田維勤在北京密談數次，願將北京讓出，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大計，合力對奉，但因吳堅決反對，遂無結果。吳在複田維勤電中有：“馮軍一日不繳械，則本總司令一日不北上”之語。鹿於是自忖：“與其曠日持久，終無濟於事，反不如全軍自退，轉進南口，較為得計。”主意既定，乃於1926年4月15日臨行前，派參謀陳繼淹為代表，前往延慶樓內見曹，告以：“本軍將撤離北京，鹿總司令特派本人前來向您告別，並請今後多加保重。如果您喜歡一同出京的話，我們已經給您備妥專車，倘若一時因故不便同往，亦決不相強。”曹答以：“煩你轉告瑞伯(鹿字瑞伯)，謝謝他對我的關懷，我近因身體不適，一時不便外出，擬暫住此間，不欲他往。”
曹說罷，陳即起立告退，返回衛戍總司令部向鹿複命。鹿據陳報告，認為攜曹同往南口已無必要，遂下令李向寅團從總統府撤去，任曹自由行動。及鹿率部撤出北京，曹左右已無兵監視，才得以不受任何限製，與外部自由往來，而國民軍討伐賄選一問題，至此雖未經正式宣判，但無形中卻已告一段落。
(本文所敘主要來自鹿鍾麟先生口述，兼采曹之妻弟陳國賢、軍區處長潘承祿和楊文愷諸說，以補闕漏。)
曹錕被囚記
1924年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倒戈，瓦解了吳佩孚進攻奉張的軍事計劃。馮部回到北京，實行軍事政變，囚賄選總統曹錕及其四弟曹銳於中南海延慶樓。
吳佩孚得到噩耗，加上奉軍的壓力，敗退天津，欲圖挽回局勢。吳到天津後，曾任國務總理的張紹曾派其弟張紹程代表他去車站見吳。張紹程見吳致意說：“敬輿大哥叫我代表他來，問大帥是否需要他來接洽？如有必要，他就來麵洽，否則由我轉達。”吳說：“很好，請令兄屈駕來談一談。如果沒有車，我可以派車接他來。”張紹程便打電話請張紹曾來車站，吳下車迎接，一同到吳的專車辦公室麵談。那次在座的還有參謀長蔣雁行、參謀處長張方岩、政務處長白堅武等共六人。先由蔣雁行發言說：“請張總理出來調停這個局麵，希望馮檢閱使不要太走極端，以免塗炭生靈。”接著吳佩孚悲憤地說：“我三十萬大軍精銳，毀於馮玉祥的倒戈舉動。他犯上作亂，搞壞了我的統一大計。馮玉祥真是千古罪人！”吳隨即在辦公桌上拿起一張宣紙寫道：“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魚。弟部善後事宜由兄負責。此致煥章弟。”寫畢交與張紹曾。張表示須到北京了解一下情況再作答複，即將所寫文件置於懷中，告辭而退。張紹曾明知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但為了了解北京馮軍情況，次日即偕張紹程乘汽車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