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諭真的到了宿鬆：“曾國藩著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迅速馳往江蘇，署理兩江總督。”這個消息很快便傳開了，駐紮在宿鬆的湘勇將官們紛紛前來祝賀，宿鬆、太湖、望江等縣的縣令們，一個個親自坐轎來，連遠駐徽州的左副都禦史張芾也打發人飛騎奔來道喜。凡前來恭賀的人，曾國藩一律不見。他在大營牆上張貼一紙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遠，無暇應酬，賀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職守，本署督已祗受矣。”
因為事先早已知道，曾國藩對這道上諭並沒有表現出過多的欣喜，反而深感臨危受命的重大責任。局麵是嚴峻的：整個蘇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軍手裏；蘇北皖北，撚軍勢力大為增長，行蹤飄忽不定，州縣無法對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隊繞過杭州，出沒於浙西一帶；江西饒州、廣信、建昌、撫州等地，經常被李世賢的人馬任意往來；石達開的二十萬人馬雖已進入川貴，但隨時都可返旆東來，太平軍的各路人馬，合起來至少還有五六十萬。進入知天命之年的曾國藩，這些天來時常有一種蒼涼之感。朝廷在江南大營潰敗、四顧無人的時候，才想起依靠湘勇的力量，就在要依靠的時候，仍不願幹幹脆脆把江督授予他這個湘勇的元勳，而要授給胡林翼。難道說，皇上對他的成見，一直耿耿於懷嗎？每當想起這些，曾國藩便湧出一種強烈的委屈和失意之感。有一天深夜，凝視燈火，居然信筆寫出了一首這樣的五言詩：大葉遲未發，冷風吹我衣。天地氣一濁，回頭萬事非。虛舟無抵忤，恩怨召殺機。年年絆物累，俯仰鄰垢譏。終然學黃鵠，浩蕩滄溟飛。寫完後，他自己也覺得好笑：怎麼會心灰若此！
他想，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自己，這種思想都要不得。他燒了這首詩，打起精神，考慮今後的用兵計劃。
其實，這些計劃，早在江南大營失敗前，便和彭玉麟、楊載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人磋商過，那時隻局限於湘勇及胡林翼所掌管的部分綠營的調配。現在不同了，兩江地方的綠營都可以由自己來節製。當然，綠營還包括多年來和湘勇一起打仗的多隆阿部曾國藩將前些日子磋商的事理出個頭緒來，作出了幾點決定：首先，他清楚地認識到，朝廷從浙江入手，通過蘇、常包圍江寧的東麵進攻的決策，曆史和現實都證明是錯誤的，必須改由西麵進攻的策略，也就是兩年前複出時所定下的進軍皖中的計劃，即從長江上遊向江寧包圍。長江在安徽境內有兩座重要城鎮，一為江北的安慶，一為江南的池州，占住了它們，即打開了攻破江寧的大門。拿下安慶，這是曾國藩複出後的第一個戰略任務，可惜李續賓、曾國華辜負重任。十天前，經胡林翼提醒，曾國藩已擬定調九弟國荃去安徽。他密函九弟：把圍安慶當作圍江寧的演習，訓練部屬，積累經驗，日後好搶奪攻克江寧的首功。曾國荃是個好大喜功的人，接到大哥的信後，立即出發，一麵又派人回湖南再募五千人。
有了攻吉安的經驗，他對下安慶充滿了信心。曾國藩又把滿弟貞幹的貞字營擴大到兩千人，也調往安慶。吉字營、貞字營，才是真正的曾家軍。安慶方麵可以放得心了。池州如何對付呢？
守池州府的是太平軍左軍主將定天義韋俊。太平軍三下武昌，其中兩次的總指揮便是他。鹹豐六年，他在武昌城頭親自指揮打死了羅澤南。曾國藩既對韋俊恨之入骨，又佩服他是個難得的將才。韋俊是韋昌輝的弟弟，是不是不用武力，而用離間計，使韋俊挾池州投降呢？對此，曾國藩沒有信心。
太平軍深受拜上帝教的影響，團結心強，要他們叛教投敵，怕是難辦。
另一件大事，是兩江總督目前駐節何處？朝廷嚴命赴江蘇，江蘇一時固然不能進，但也不能留在宿鬆不動，置朝命不理。曾國藩拿出李鴻章獻的皖省地圖，指劃著由宿鬆向浙江方向前進的路線。他在祁門縣境停住了手指。祁門處於叢山包圍之中，一條大道貫穿縣城，東連休寧、徽州，南達江西景德鎮，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營，又可以與浙江、江西互通聲息，是個駐節的好地方。
還有，兩江屬下的江西、江蘇、安徽以及浙江四省的巡撫，是至關重要的大員，必須逐步地不露聲色地替換，他們一定要是可靠的心腹，否則難收指臂之效。可任巡撫的人選，他心中已有兩個：一個是彭玉麟，一個是贛南兵備道沈葆楨。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閩侯人，林則徐的女婿，品行才幹，都有嶽丈之風。尤其重要的是，他在鹹豐五六年間，曾在湘勇營務處供職一年多。以福建人、名臣之戚而與湘勇有如此淵源，實為難得，既可引為心腹，又可免盡用湘人之嫌。還得再物色兩個人，一年半載之內將現在的江西巡撫耆齡、安徽巡撫翁同書、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統統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