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前折所請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事權不一，則臨陣指麾不靈。臣在南中，嚐見有巡撫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死力。而江楚數省，幸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即平日撥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誌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嶽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鬆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為允當之論。
良將者，可幸遇而不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部臣複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為強，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誌。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皆可服官外省，況畿輔萬方輻輳，尤誌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眾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管之鎮將練本管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訪聞前此六軍，用本管鎮將為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闔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為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
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複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達勇敢素著，誌氣方新，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查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並一軍。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至練軍規模，臣仍擬以四軍為斷，二軍駐京北，二軍駐京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千人。請旨交各衙門複議，先行試辦，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奏定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奏入，允之。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為之一振，自國藩始。
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牽涉教堂情事，毆斃法國領事官，焚毀教堂。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奏言:各省打毀教堂之案，層見迭出，而毆斃領事洋官，則為從來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釁，準情酌理，持平結案。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方。尋奏誅為首滋事之人，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革職治罪。因陳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戰夕和，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釁。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為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為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