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尚看到這樣複雜的宗教，便想到：是不是有法子找出一個扼要的中心呢?於是，頭一個運動就是把佛教的三個大部門“戒”、“定”、“慧”中的“定”特別提出。“戒”就是規律，有五百戒，五千戒，是很繁瑣的。“定”就是禪示中的“禪”，就是怎樣控製心，也就是“定心息慮”。“慧”就是智慧，是理解。中國佛教徒將佛教三個大部門中的“定”拿出來，作為佛教的中心，包括“戒”、“慧”以及一切在內。因為打坐的時候，可以控製人的呼吸，然後跟著呼吸控製到身體，然後控製心靈的活動，到了欲望來的時候，或且想到人生許多快樂的事情，就要靠“智慧”來幫助。譬如說：想到男女愛情的時候，要想到她並不是漂亮的，而是一襲漂亮的衣服中，一塊皮包著206塊骨頭，以許許多多的骨節接連起來的，以及肉和血等；到了死了以後，流出了血、膿、蛆。一個漂亮的女人也不過是很難看的一堆骨、血、蛆。這樣一想，什麼欲望都沒有了。這是以“慧”助“定”，來控製“不淨觀”。還有是以“空觀”來控製的，譬如說：兩個人互相咒罵。挨罵了，生氣了，要懂得“空”的哲學(佛教的根本哲學)，把一切看作地水火風的偶然湊合。“罵”是一種聲浪，是地水火風暫時湊合發出的聲浪，分散了便歸烏有。罵的人和被罵的人，都是這四大湊合，如果都是“空”，沒有他，沒有我。作如是想，便不會生氣了。
把“禪”包括“戒”、“定”、“慧”，而以“禪”為佛教中心，是把印度佛教簡單化的第一時期的方式。
不久，仍舊覺得這個“印度禪”還是繁瑣的。如坐禪要做到四禪定的境界，要做到四無色定的境界，最後要能達到最高的目標——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能遊行自在，能見千裏外的事物，能聞千裏外的聲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過去未來，等等。這些繁瑣的所謂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鏡，卻是荒唐的迷信。於是進一步的革新到“淨土”的“念佛”法門。
5世紀初期，廬山高僧慧遠，開始接受印度中亞細亞傳人的《阿彌陀佛經》；不要一切繁瑣的坐禪儀式，隻要你心裏相信，有“淨土”的存在。“淨土”是天堂；天堂裏有四季不謝之花，有八節長青之草，琉璃世界，有無量壽，有無量光。
以後慢慢演化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即崇拜的意思)。隻要你念千萬遍，在臨死前你必能看到淨土的美麗世界，必有人來接引你到這美麗的世界裏去。
5世紀中葉，蘇州有一個道生和尚，他對中國古代老莊的思想，特別有研究。他頭一個提出“頓悟”的口號。不要念經，不要坐禪，不要持齋拜佛，以及一切繁瑣的步驟，隻要有決心，便可以忽然覺悟。這與歐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間接的與上帝接觸，變為直接的回到個人的良知良心．用不著當中的媒介物一樣。到過蘇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個生公說法台，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傳說。這個頓悟的學說，是以中國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個改革。我們看看道生的書，就可以看出他有很濃厚的道家的思想了。
從5世紀末葉到6世紀初年(公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達摩渡海東來，在中國傳教時期。傳說他到廣州是梁武帝時代；經我考證，不是梁武帝時代來的，而是劉宋明帝時來的。有人說他到中國9年回國，或死了；實際他是由宋經齊梁，在中國居住了50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輕時就有很多胡須，所以冒充150歲。他到中國創立一個宗派——楞伽宗；認為用不著佛教許多的書，隻要4卷《楞伽經》就夠了。這是印度和尚把佛教簡單化的一個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認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樣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眾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缽、一坐、一食，但蓄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舍，覆赤而已。”睡則臥於破爛的古墓中。自達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頭陀苦行”的和尚。(頭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稱，即自己毀壞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詩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
武則天久視元年(公元700年)，下詔召請一個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來。他那時已九十多歲了。他是全國聞名的苦修和尚。他由湖北經洛陽，到兩京時，武則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見其聲望之大。他在兩京住了6年就死了(公元706年)。在那個時期裏，他成了“兩京法主，三帝國師”。死後，長安城萬人痛哭，送葬僧俗，數逾千萬。當時的大名人張說給他寫碑，敘述他是菩提達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後，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義福繼續受帝後尊崇。這個時期，是楞伽宗的極盛時期。
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忽然有一個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會，出來公開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指明達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傳法弟子。而慧能和神會是主張頓悟的，有人對神會和尚說：“現在是神秀普寂一派勢焰熏天的時候；你攻擊他，你不怕嗎？”神會回答說：“我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那時神會和尚已經八十多歲了。從公元734年到755年，這20多年間，神會敢出來和全國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戰，說出許多證據，攻擊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並且為人佩服：這是為他可以舉出弘忍半夜傳給他老師的袈裟為證的緣故，那時神秀已死了，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死於739年)、義福(死於732年)又先後死了，沒有人和他反辯。反對黨看他的說法很動人，卻害怕起來，於是告他聚眾，圖謀不軌。經禦史中丞盧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將神會貶逐南方。最初由洛陽貶逐到江西弋陽，以後移到湖北武當、襄陽、荊州等地。三年中貶逐四次。可是反對黨愈壓迫，政府愈貶逐，他的聲望愈高，地位愈大!
公元755年，安祿山造反，由河北打到兩京(洛陽、長安)，唐明皇狼狽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兒子肅宗出來收拾局麵。由郭子儀、李光弼兩將軍逐步收複兩京。這時神會已經回到洛陽，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來幫忙政府籌款。當時政府籌款的方法是發行度牒。但是推銷度牒有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須有人花錢買度牒和尚。這都需要有人出來傳道勸說。神會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聽眾，遂由他出來舉行布道大會，推行“救國公債”。結果大為成功；善男信女都樂意舍施，購買度牒。皇帝以神會募款有功，敕令將作大匠日夜加工，為神會興建寺院。不久，神會圓寂；時在上元元年(760年)，神會年93歲，敕諡為“真宗大師”。神會死後6年(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個委員會，研究禪宗法統問題。經許多禪師考慮的結果，承認神會為七祖，也就是承認他的老師慧能為六祖，解決了這個法統之爭。而神會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