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70年來，在沒有正式承認神會為七祖以前，社會上的知識階級，已經受到神會的影響，杜甫的詩有“門求七祖禪”的話；那時雖未正式承認七祖，已承認七祖禪了。在神會最倒黴的時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維，應他的請求作了《能大師碑》，明認慧能為弘忍傳法弟子，得了“祖師袈裟”。王維所寫的這個碑，後來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是證明當時社會裏已有這個新禪宗的看法。
當神會說法時，曾經有人問他：“菩提達摩是第一祖，由菩提傳到慧能是第六祖；那麼在印度又傳了多少代呢?”關於這件事，現在文件中發現所謂二十八祖，固然是個笑話，就是神會的答複，也是一個大笑話。他說：“在印度傳了八代。”傳一千多年，隻傳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達摩和達摩多羅兩個人弄成了一個人，所以說出八代。究竟有幾代?說法不一。有說二十四代，有說二十五代，有說二十六代，有說二十七代，甚至有說五十一代的：這都是他們關起門捏造出來的祖宗。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說這個故事，就是要說他的老師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幾代傳下的，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無法審問的千古疑案。
最後，我們看一看，神會革命勝利成功的禪宗是什麼?為什麼要革新?為什麼要革命?從我在巴黎發現的敦煌材料，和以後日本學者公布的材料(這兩個材料比較起來，我的材料前麵多，日本的材料後麵多)看起來，我們知道神會的學說主張“頓悟”。“頓悟”，是一個宗教革命。藉個人的良知，可以毀掉種種繁瑣儀式和學說，即所謂“迷即累劫，悟即須臾”。譬如“一縷一絲，其數無量；若合為繩，置於木上，利劍一斬，一時俱斷”。人也是這樣。“發菩薩心人，亦複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於心。隻要發願心就可以“豁然曉悟，自見法性本來空寂。……恒沙妄念，一時頓盡”。
神會學說的第二個主張是無念，“不作意即是無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但莫作意，心自無物。”譬如商朝的師傅說，和周朝的太公，一個是泥水匠，一個在水邊釣魚的人，一時機會來了，一個貧苦的人一跳而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擔負國家的重任：這叫做世間的不可思議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議事；所謂頓悟，就是一日豁然頓悟。中國有一句話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著苦修!這是神會積極的思想。
消極方麵，神會是反對坐禪，反對修行的。他說，“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禪。”“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禍福善惡，皆不離妄心。”凡是存著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眾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脫。”
神會的這種宗教革命思想，在當時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會一個人打出來的，神會隻是當時的“危險思想”的一部分。但神會的功勞特別大。因為神會是宗教家，同時又是政治家和財政家，可說是個革命家；他懂得用什麼武器打擊敵人，使他的宗教革命運動得到成功。
總結一句話，禪宗革命是中國佛教內部的一種革命運動，代表著他的時代思潮，代表8世紀到9世紀這百多年來佛教思想慢慢演變為簡單化中國化的一個革命思想。這種佛教革命的危險思想，最值得我們參考比較的，就是在《唐文粹》這部書中，有梁素《天台通義》的一篇文章，痛罵當時的危險思想；說這樣便沒有佛法，沒有善，沒有惡了。從這反對黨的說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危險思想，的確是佛教中一種革命的思想。
還有一種材料值得我們注意的。9世紀中葉(公元841年)，宗密和尚(一個很有學問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禪宗和尚《語錄》。可惜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隻存留一篇序文，長達萬字，講到從8世紀到9世紀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險思想。宗密把當時佛教宗派大別為禪門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絕無寄宗，三是直顯心性宗。二三兩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會許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禪源諸詮集都序》裏，我們可以看出，除了神會以外，還有許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現在佛教中，還有一部《圓覺經》。這部經大概是偽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這隻有一卷的經，他卻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圓覺經大疏鈔》。這裏麵有很多禪宗曆史的材料。
剛才講的是佛教內部的革命。最後要講經過外麵摧殘的史實。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殘佛教最厲害的一年。唐朝學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韓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是公元824年的事情；經過21年，到武宗時竟實現。當時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私造寺)四萬餘區，迫令僧尼26萬多人還俗。佛教經典石刻都被毀棄：這是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毀壞。後來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卻是沒有辦法恢複舊觀，因為經過這樣大的變化以後，寺院的幾千萬頃田產被沒收，十多萬男女奴隸被解放；要恢複堂皇的建築，沒有錢怎樣能做到?在這個環境下，隻有禪宗派不要建築。在9世紀中葉，佛教出了兩個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靈濟和尚。我們看他的語錄，充滿了“嗬佛罵祖”的氣味。舉例說：古時一位秀才到廟裏去，和尚不大理會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卻率領徒眾歡迎。等到府台走了，這位秀才問他：佛教是講平等的，為什麼這樣對我?和尚回答說：我們是禪門；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這位秀才摑了他一掌。和尚問他，你怎麼打人。他回答也是說：打了就是不打。從敦煌所保留的《語錄》看來，才曉得真正嗬佛罵祖時代，才知道以後的《禪宗語錄》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佛教極盛時期(公元700—850年)的革命運動，在中國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這不是偶然的。經過革命後，把佛教中國化、簡單化後，才有中國的理學。
佛教的革新，雖然改變了印度禪，可是仍然是佛教。韓退之在《原道》一千七百九十個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個人作羅漢，不是講出世的；他是有社會和政治的目標的。誠意、正心、修身，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不是做羅漢，不是出世的。這是中國與印度的不同。韓文公以後，程子、朱子的學說，都是要治國平天下。經過幾百年佛教革命運動，中國古代的思想複活了，哲學思想也複興了。這段故事，我個人覺得是一個新的看法。
(載於台北《中央日報》195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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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