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湖南的出土文物上，常常可以見到飛鳥造型。這種飛鳥在現實中並無對應品種，被稱為鳳。鳳曾是楚國先民的圖騰崇拜。今人重拾這種崇拜，當然是笑話。但是如果有人說，通過它，我們不僅能了解楚文化的過去，而且可以認識今天楚地文化風貌，卻一點也不是笑話。
作為圖騰，鳳早已在先民的生活中消退。然而，作為一種原型，它很難從“集體記憶”中抹去。因此，後來的人們完全可以在毫不自覺的狀態下，一再重現這種記憶。比如這個地區的農民，也許一點也不知道先人有過這種崇拜，但在蓋新房時，卻不忘在屋脊的中間或兩端，用磚石和瓦片製成一個或幾個鳳鳥造型。他們說不出所以然，隻是感覺這樣好，看著順心。又比如，一般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九頭鳥”的出處和詞源意義（即便是專家也有爭論），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用“九頭鳥”來形容湖北人。我們還不得不承認這種形容的恰當性。西方有人把這叫作集體記憶，集體記憶常常是無意識的。
可以說，識讀一個文化群落的神話和遠古圖騰，是走進這個群落精神世界的捷徑，因而也是區別不同文化類型的一個簡便辦法。
有必要提醒讀者的是，不要把楚人的鳳與今天看到的觀賞雞似的“鳳凰”相混。前者的磅礴大氣可以通過出土文物領略，也可以通過《逍遙遊》想象，裏邊講的衝天大鵬就是鳳，“鳳”與“鵬”在古代同源。
張正明
一
人們通常認為，龍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象征。這是有根據的，因為秦漢以後確實如此。龍，形象奇特，狀貌威嚴，體態矯健，很能傳民族和文化之神。但作為中華民族整體和文化總體的象征，龍隻占半席之地，還有半席之地是屬於鳳的。中國有一個地方在先秦時代曾經把鳳當作民族和文化的象征，這就是荊楚。鳳，形象靈巧，狀貌秀美，體態輕盈，也很能傳民族和文化之神。
人們通常認為，儒家是中華學術的主流。從倫理方麵看，這是對的；從哲理方麵看，這就片麵了。作為學術的主流，儒家隻是溶溶二川的一川，還有一川是道家。這正像說民族和文化的搖籃，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是搖籃，隻見其一，不見其二是片麵的。中國有一個地方曾經是滋生道家思想的溫床，而且對道家情有獨鍾，它就是荊楚。儒家的奠基人是魯國的孔子，道家的奠基人是楚國的老子。
孔子按北方的習慣，稱讚老子像龍；老子按南方的習慣，稱讚孔子像鳳。
近代的一位楚人聞一多說：“龍鳳是天生的一對，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對。”
二
楚俗尊鳳。這是圖騰崇拜的遺跡。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都以親緣關係為基礎，相互聯結，相互貫通，乃至圖騰成為祖先的化身。在楚人的心目中，鳳與祝融的關係正如此。待到五行學說形成之後，鳳和祝融就都被編排到太陽即炎帝所在的南方去了。如《白虎通·五行篇》所記：“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鸞。”在楚人的信史時代，先民的圖騰隻留下了朦朧的印象，但仍有圖騰的象征作用和神秘意味。楚人尊崇鳳，也就是尊重自己的祖先；楚人鍾愛鳳，也就是鍾愛自己這個民族。
節選自《荊楚史話》，長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標題為編者所加。張正明，1928年生，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楚文化史》、《楚文化誌》、《楚史》等。
《山海經》的作者主要是楚巫，一提到鳳就流露出壓抑不住的激動心情，用了不少讚譽之辭，以為鳳的出現是莫大的祥瑞。如《山海經·海內經》說：“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見則天下和。”“鸞”和“鳳”，“歌”和“舞”，都是互文。“鸞鳥自歌，鳳鳥自舞”，實即“鸞鳳自歌自舞”。再如《山海經·西山經》說：“女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又如《山海經·南山經》說：“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鳳的原型應是一種或者幾種凡鳥，雉或稱翟是主要的一種。《尹文子·大道篇》記著一則故事，說一個楚人錯把山雉當作鳳，高價買了來，要獻給楚王。不幸，山雉死於途中，然而，楚王仍給此人以厚賞。這個故事不發生在別國而發生在楚國，決非偶然。從鳳的原型來說，那位楚人沒有錯認，楚王也沒有錯賞。山雉和鳳的其他原型，當然不會有楚鳳那麼美，那麼大，那麼神。楚人把鳳設想成我們現在從楚國文物上所看到的那些模樣，無非是因為他們相信鳳同他們這個民族有一種神秘的親緣關係，所以把自己認為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給了鳳。在楚國的文物中，鳳的雕像和圖像多得數不勝數，遠非周代其他各國的文物可比。這些鳳的雕像和圖像，雖有多種多樣的體型和姿態，但都顯得雍容華貴，偉岸英武。楚人以為隻有在鳳的引導下，人的靈魂才得以飛登九天，周遊八極。由此，屈原在《離騷》中寫道：“朝發軔於天津兮，夕餘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