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發現”她，該是一個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無邊的風景！不知從何時開始起沉迷於茫茫史海中，尋逡那碎瓦殘片。隻想從那零星的史料中，去認識那曆史的原狀，去觸摸傳主當年的脈搏，去感受他們的歲月煙雲。尤其是在從事多年的影像工作後，對於昏黃的照片、蒼老的往事，頓時能感受到曆史斑駁的殘影。
從《流言》、、《對照記》等作品文本，再加上親友的旁述、學者的評論，我們試圖勾勒出一個張愛玲的身影，即使隻像她在《流言》一書的自畫像一般，或可稍解張迷“看張”的欲望！斯人已逝，傳奇未完，曲終不見，隻留下蒼涼的手勢！一九九七年中秋前夕，為紀念張愛玲逝世兩周年，寫下上述的部分文字，原以為從此作別張愛玲；怎知再重讀張愛玲的作品文本時，在文字與文字、行距與行距的“縫隙”間，發現許多先前所忽略的訊息，而這些訊息又構成解讀張愛玲的“符碼”，於是狠下心來撕碎了前人為張愛玲所繪的畫像，再重新拚貼，發現了另一個張愛玲！
柯靈先生在《遙寄張愛玲》中提到：“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她機會。”是的，張愛玲確是隻在那幾年間閃了一下光，倏起倏滅。柯老談到他初見張愛玲及與她交往經過，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相對於柯老的侃侃而談，桑弧卻以“因為幾十年沒通音信了，我很難發表意見，我不準備談”輕輕帶過。一九四六、四七年間，張愛玲與桑弧合作《不了情》、《太太萬歲》兩部影片，一編一導，合作愉快，如今卻多所隱諱，個中的信息，終究令人難以索解。
而在一九九四年冬，我們在北京擬采訪夏衍先生，請他談談一九九五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家代表大會，張愛玲在他關照下應邀出席的景況。拍攝前一天，秘書告訴我們夏衍先生身體有點不適，要我們下次再拍；沒想到兩個月後夏衍先生就因病去世，當然也來不及告訴我們，當時他的愛才、惜才之情。
張愛玲傳真的日期是一九九四年的八月十八日，雖然張愛玲婉拒我們的采訪，但我們從來就不曾放棄這念頭，我們一直“遙寄最深的希望”，直到一九九五年九月初，張愛玲被發現在寓所去世的數天前，也是她真正告別人間的三天後吧，我們在台北和莊信正先生碰麵，麵對我們的懇求，他答應回美國後一定打電話給張愛玲，希望能促成“張愛玲入鏡”這件事。對於莊信正的承諾，我們寄予最深的厚望，因為他是張愛玲晚年最接近的人。當然這希望後來是落空了，因為就在當時，張愛玲的亡魂正在竊笑我們的“多情”呢。當然張愛玲還未完，一九九四年冬我們在上海拍下張愛玲的住所和她所描寫的十裏洋場，即使半個世紀之後，景象仍曆曆在目：公寓的陽台、夜營的喇叭、回家的電車以及那“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的月亮。然後在上海檔案館——那放租界建築圖的地方，我們意外地找到一九三七年聖瑪麗亞女校的年刊《鳳藻》，看到了張愛玲的高中畢業照，還有她的性向測驗。於是我們知道十七歲的張愛玲，最喜歡吃“叉燒炒飯”，最喜歡“英王愛德華八世”，最怕“死”，最怕“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結婚”，最常用的口頭禪：“我又忘啦！”最拿手的好戲是“繪畫”。因此當我們後來再翻到小說集，看到那些出自她親手繪製的插圖時，我們已不再感到訝異了，因為在十七歲時，早熟的天才，已露鋒芒。
另外“還原傳主的曆史現場”亦是探求真相的不二法門。我們常發現諸多論者常“以今視昔”，因此盡管他們誇誇其談，但總不得要領，更無法探驪得珠。逝者如斯，但每一過往的江水，都不同於以往，正如燦爛的陽光，每天都閃爍不同的光芒。
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夕，張愛玲以她獨特的方式，告別人世。
在歲月的淘洗中，往事已蒼老，浮雲也滄桑。簡單的、無意識的、偶然為之的某一曆史瞬間，也許被後人解說得無比複雜而意味深遠；錯綜複雜、影響巨大的事件，卻又可能被視為林間隨意飄過的一陣清風。曆史的解索本非易事，因此重回故紙堆中，翻尋悠悠的往事，回溯過往的恩怨情天，探本究源，才可以逼近他們的真實生命！一篇錦瑟解人難，重讀張愛玲亦非易事，從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發現”她，應該是一個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無邊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