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開頭聶家是已衰頹的舊式家庭，除了一些死錢外，就隻剩下了黑沉沉的荒涼，傳慶自幼生長在這荒涼的氣氛中。他很清楚父親之所以還可以關起門來耍威風，是因為還有些臭錢。當他還在十二三歲那個漸醒人世的年齡時，他就盼望將來以“錢”來彌補自己的渺小。他要取代父親，他在廢棄支票上練習簽著“聶傳慶”的名字，也因此觸動了父親暗藏的恐懼，他挨了父親的耳光。父子間的敵意已昭然若揭，但他還得無可奈何地萎縮在父親的高壓下生活。
在這沒落的貴族中，論者梁鴻指出，“祖”雖有時仍能顯示其權威，但實質上已經“缺席”。張愛玲晚年在《對照記》中，雖然花很多篇幅去回憶她的祖父母，但她卻說：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隻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隻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祖父、祖母甚至李鴻章帶給張愛玲的，隻是貴族的血液而已，雖然這種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隨而來的卻是更多“最後貴族”的腐爛窒息的氣味。在張愛玲的《花凋》、中祖父祖母處於缺席位置；在、中的老太太，雖仍掌握著代表權力的鑰匙，但父輩和孫輩在她們麵前貌似尊重，背後卻各行其是。何以如此，隻因這沒落的舊式大家庭都是逃往租界避難的，它意味著某種斷裂和接受。斷裂的是他們將失去了祠堂、宗廟，他們沒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失去了使他們氣定神閑、驕傲自大的依靠；而接受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榮，各種新生事物最多的十裏洋場，他們被完全地隱在曆史的背後，遭受著被遺棄的痛苦。學者宋家宏認為是張愛玲小說中“自敘傳”色彩最為濃厚的一篇。盡管有論者指出其主人公聶傳慶是張愛玲柔弱的弟弟張子靜，但就如張愛玲一貫的拚貼做法，其間更有著她自身的投影。這篇小說可以看做是張愛玲主體心靈的告白。
因此當時張愛玲在老師汪宏聲的眼裏，是“瘦骨嶙峋”，“不燙發”，“衣飾也並不入時”，坐在最後一排最末一個座位上，“表情頗為板滯”。老師當著全班朗讀表揚她的作文，她也仍無表情。平常“十分沉默”，“不說話，懶惰，不交朋友，不活動，精神長期的萎靡不振”。她是出名的欠交課卷的學生，教師問起時，她的口頭禪是“我忘了”。上課不聽講，總不停地在紙上畫著，仿佛在記筆記，其實在畫速寫。但考試成績總是A或甲，文才頗高，這在教師眼中，也是很有名的。
但一九四八年，母親再次離開中國，臨走時帶走了張愛玲的一張照片，從此直到一九五七年她孤獨地在英國病逝，她沒有再回到中國，當然也沒有任何機會再和張愛玲見麵。而一九五二年張愛玲向香港大學申請複學獲準，七月持港大證明從廣州坐火車經深圳赴香港，以繼續完成學業為由離開大陸。次年張愛玲的父親在上海因肺病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對於父親的再婚，張愛玲的感受相當激烈，她在《私語》一文中說：我父親要結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訴我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陽台上。我哭了，因為看過太多的關於後母的小說，萬萬沒想到會應在我身上。我隻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把她從陽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這時寄宿在聖瑪麗亞女校的張愛玲，很少回父親和繼母的家。偶爾回去，看到和自己處境完全一樣，但卻無處可逃的弟弟，受到虐待，她會同情地哭了起來。遭到繼母嘲笑而無處訴說時，她在鏡子中麵對自己哭泣的臉，咬著牙發誓“有一天我要複仇”。雖是如此，她仍舊無法逃出繼母的陰影，她在《童言無忌》中說：“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
離婚後的張廷重在一九三四年再娶曾做過袁世凱內閣外交總長和國務總理的孫寶琦的女兒孫用蕃。孫用蕃是姨太太所生，為了在眾多兄弟姐妹中爭寵，養成了精明幹練而強出頭的個性，她嫁給張廷重時，已三十六歲，其父孫寶琦也已過世四年了。據張子靜說：“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難以和權貴子弟結親，隻是婚前我父親並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