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母親的家不複是柔和的了。她再度感到無家可歸。
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許多年……頭上是赫赫的藍天，那時候的天是有聲音的，因為滿天的飛機。我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她在被監禁中度過原本該是青春燦爛的十七歲生日，“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點死了。我父親不替我請醫生，也沒有藥。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直到陰曆年的一個隆冬的晚上，終於可以下床走路的她，趁著看守交接的空當，從大門逃了出去。當時的心情是雀躍的，她說：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隻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隻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嗬！逃到母親家的張愛玲，在麵對日常生活的瑣事，她可說是有如白癡，於是母親教她煮飯、洗滌，從走路姿勢、微笑的方法，到看人的眼色，她都得從頭來過，這對她而言豈隻是艱難，更令她逐漸失去了精神的平衡。而母親此時的經濟能力有限，在無力承擔她和弟弟的教育費之下，母親讓隨後逃出的弟弟再返回父親家。同時母親要她選擇，要麼早早嫁人，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若要繼續讀書，那就沒有餘錢兼顧打扮，花樣年華的張愛玲選擇了後者。對從小就常常“缺席”的母親，張愛玲“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的，但是和母親一起生活後：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地毀了我的愛。同時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我也懷疑著。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我覺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
據張子靜的回憶說：“我母親回國那天，我表哥陪我姑姑及我姐姐去碼頭接船。表哥看到我母親走下船，戴著墨鏡，很瘦，形容憔悴。我姑姑在一旁說：‘哎唷，好慘！瘦得唷！’我姐姐在一旁不作聲，隻是眼眶紅了。”
從零星的傳聞和推測中，他得知，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他還沒有出世的時候，他有脫逃的希望。他的母親當時若是嫁給了言子夜教授，他就有可能是言子夜的兒子——一個積極、進取、勇敢而有思想的人，一個幸福的人。言子夜成為他畸形傾慕的對象，成為一個完美的化身。
但言子夜的一聲斷喝，擊碎了他的夢，也摧毀了他的精神家園。“他父親罵他為‘豬，狗’，再罵得厲言些也不打緊，因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親。可是言子夜輕輕的一句話就使他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記。”於是他恨那個健康、活潑、充滿青春朝氣的言子夜的女兒言丹朱。他瘋狂地認為言丹朱是奪去自己“真正父親”的敵人，他咬牙切齒地喊叫道：“告訴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沒有我。有了我，就沒有你。”
他漸漸醒悟，等他可以取代父親，擁有他的天下時，他可能已被作賤得不像人了。於是他在尋找著一切可能的逃離方式，然而他無法逃離。為了生存與學業，他還得終日忍受著羞辱與奚落，膽戰心驚地在父母治下討生活。每日向他的父親與繼母請安，為他們燒煙泡。更為可悲的是“他發現他有些地方酷肖他父親，不但麵部輪廓與五官四肢，連步行的姿態種種小動作都像。他深惡痛疾那存在於他自身內的聶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親，但是他自己是永遠寸步不離地跟在身邊的”。逃不了，他已經像繡在屏風上的一隻鳥，打死了也不能飛下屏風去。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張愛玲搭“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離港赴美，從此到一九九五年中秋節前在美國洛杉磯去世，四十餘年間，她再沒有見過那“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的上海月亮。張愛玲不幸的童年，卻成了她創作上的大幸。因為童年的“缺失性”經驗所引起異常認知和想像力的活躍，都轉化成為她創作力的泉源。童年的經驗對她而言是刻骨銘心的，雖然因為成長和生活的變化已經“自組織”和“再創造”過，在記憶和回憶之間更有著遺忘的篩選。但在相關的情感、心境為中介之下，在偶然機遇的觸發下，它就直接地進入作家的筆下。這正如作家巴金在談到他寫時的情形，他說：“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的生命遭摧殘，以致於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於愛憐而痛苦，而同時又充滿憎恨和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