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詩關於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著月亮光”。我讀到它就想到我們家樓板上的藍色的月光，那靜靜的殺機。
然後就在張愛玲高中畢業時，“八一三”日軍攻擊上海閘北，為時三個月的上海抗戰開始了。張愛玲以家靠近蘇州河，激烈的槍聲睡不著覺為口實，跑到臨時回國的母親的公寓住了兩星期。而繼母則以她不知情，張愛玲眼中根本沒有她為由，打了張愛玲一巴掌。當張愛玲本能地還手時，不料卻引來父親的一陣毒打，並被軟禁起來。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裏。我生在裏麵的這座房屋忽然變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牆，片麵的，癲狂的。
後來母親曾在難挨的困境中回到上海，那是張愛玲已經成名後，但又被上海小報攻訐為“文化漢奸”的一九四六年，當時張愛玲不僅喪失了發表文章的機會，更遭受丈夫胡蘭成因漢奸逃難又外遇的精神創傷。在如此雙重的打擊下，張愛玲對母親的艱難處境，想必有著感同身受的諒解。
不久她離開上海到香港大學求學，而母親也偕同美國男友去了新加坡，在那裏搜集來自馬來西亞的鱷魚皮，加工製造手袋、腰帶等皮件出口。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淪陷，其男友死於炮火，張愛玲的母親逃難到印度，曾做過尼赫魯兩個姐姐的秘書。而在香港淪陷後不久，張愛玲回到上海，她和母親失去聯係，她與姑姑同住。
“尋找父親”既是聶傳慶的主題，也是張愛玲的主題。她厭惡和鄙視在鴉片和姨太太中消耗生命的父親，必然產生對理想父親——言子夜的幻想：他略為瘦削，身著一件灰色綢袍，具有一種特殊的蕭條的美；那鬆垂的衣褶，顯出他身材的秀拔。她認為“大部分的男子的美，是要到三十歲以後才更為顯著，言子夜就是一個例子”。而學者黃康顯、邵迎建都認為，言子夜就是張愛玲在香港大學求學的老師許地山教授的化身。
巴金隻是目睹，對張愛玲而言卻是切膚之痛，因此當她發而為文時，那就不僅是詛咒而已，簡直是鞭笞。鞭笞這個被封建主義的腐朽和現代文明兩相衝擊而顛覆了的家族。
此時姑姑剛在年初被英商怡和洋行裁員，到電台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在上海大光明戲院做翻譯工作。她無力負擔張愛玲再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完最後半年的學費。於是張愛玲因學費問題而回到逃離四年多的父親的家和父親商談。但這一次父女相見，卻成為他們最後真正的訣別。張子靜說：“那是姐姐最後一次走進家門，也是最後一次離開。此後她和我父親就再也沒見過麵。”
“他用一隻手臂緊緊挾住她的雙肩，另一隻手就將她的頭拚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頭縮回到腔子裏去。她根本不該生到這世上來，他要她回去。”傳慶將倒在地上的丹朱棄之山中，回家去了。他倒在床上，“臉上像凍上了一層冰殼子。身上也像凍上了一層冰殼子。”但小說的結尾是“丹朱沒有死。隔兩天開學了，他還得在學校裏見到她。他跑不了”。“逃不開”，成了他畢生的宿命！寫聶傳慶四歲時母親去世，無獨有偶的，張愛玲也是在四歲時被母親拋下。“四歲”成為她童年經驗中一道深刻的傷痕。小說中聶傳慶對早已死去的母親沒有常人的溫情與詩意的情愫，代之的是責備與憎恨，雖然他明知這種責備是不公正的，而這也正是張愛玲對母親的複雜情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