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這種恐懼和父權的壓力，對張愛玲而言不僅僅是肉體的戕害，也造成她精神上的驚慌不安。因此早在她被父親囚禁逃出後不久，她就把這經過寫成英文，投到《大美晚報》（EveningPost）去發表，那是刊登於一九三八年的Whatalife!Whatagirlslife!一文。據張子靜說，父親看到了姐姐的這篇控訴，大動肝火，但也無可奈何！而當張愛玲成為當紅作家後，她又把這件事細說一遍，這便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刊登於《天地》月刊第十期的《私語》一文。
因此學者林幸謙在論及張愛玲筆下男性形象的處理模式時，他歸納為三種：
至於母親的形象，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可分為兩類：一是像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美麗、殘暴而有著被壓抑的情欲和瘋狂的金錢欲和統治欲；一是如中的席五太太和《鴻鸞禧》中的婁太太，《花凋》中的鄭太太，她們沒有鮮明清晰的麵貌，隻是一群活動在舞台背景深處的可有可無的人。她們沒有自己的思想行為，隨著每個人的思想滾動而滾動，她們無所適從，總是小心翼翼地討好丈夫、孩子和周圍的每一個人。而相對於另一類像中的曹七巧，她一生披著沉重的黃金枷，壓抑著愛、情欲，又親手扼殺了兒子長白、女兒長安的幸福。學者曹書文認為七巧在某種意義上是曹、薑兩個家族利益的犧牲品，薑家以犧牲家族名譽來換取健康的媳婦，而哥哥曹大年則以犧牲曹七巧的青春為條件，得到了地位的滿足和經濟上的補償。而曹、薑兩個家族的大大小小所組成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驅使七巧漸漸對正常的人性、人情喪失了最後的信心，她由常態發展為變態，由“被人食”而成為“食人者”。
曾經充滿青春活力的七巧，被賣斷嫁給薑家一位喪失性功能的男人，她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愛的生命體驗，反而要日夜照顧他。但由於道德輿論的束縛，她隻能將這種正常的人性欲求狠狠地壓抑下來，她愈壓抑就愈渴望得到滿足，於是她向小叔薑季澤挑逗，但薑季澤的欲迎還拒留給她難以磨滅的感情創痛，最後她隻能在愛恨交織中打發殘餘的人生。
鄭先生是連演四十年的一出鬧劇，他夫人則是一出冗長單調的悲劇。她恨他不負責任，她恨他要生那麼些孩子；她恨他不講衛生……
在中，聶傳慶無法選擇環境，也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他的生命來自一次偶然，但他卻要為這種偶然承擔永久的責任。因此小說寫道：“她（傳慶的母親）死了，可是還有傳慶呢？憑什麼傳慶要受這罪？碧落嫁到聶家來，至少是清醒的犧牲。傳慶生在聶家，可是一點選擇的權利也沒有。”
孩子多，負擔重，鄭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債，他的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鄭先生究竟是個帶點名士派的人，看得開，有錢的時候在外麵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在家裏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居多，因此家裏的兒女生之不已。
第二，把男性家長/父親寫進文本，但由始至終卻都置之於“去勢者”的角色，成為女作家筆下白色筆墨的被觀凝群眾，形成“去勢模擬”的透視鏡。諸如：裏的薑二爺、《桂花蒸阿小悲秋》裏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二爐香》裏蜜秋兒的先生、《花凋》裏的鄭先生和中的姚二爺等人。
張愛玲對人的存在的理解，對親子關係做了深刻的否定。因為她本人即是殘忍之父手下的犧牲品，當她被幽禁半年，而父親居然不管她的死活時，她“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著秋冬的淡青的天，對麵的門樓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兩排小石菩薩——也不知道現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朧地生在這所房子裏，也朦朧地死在這裏麼？死了就在院子裏埋了。”她無疑是最能認清父親本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