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上來鄭家是窮還是闊。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隻有兩隻，小姐們每晚抱了鋪蓋到客室裏打地鋪……他們不斷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車看電影去，孩子蛀了牙齒沒錢補，在學校裏買不起鋼筆頭……幾位姑娘雖然是在錦繡叢中長大的，其實跟撿煤核的孩子一般潑辣有為。……為門第所限，鄭家的女兒不能當女店員、女打字員，做“女結婚員”是她們唯一的出路。因此父母給川嫦介紹了在奧地利留過學的章醫生，然而好不容易進行到締結婚約的階段時，川嫦卻得了肺病，婚約告吹了。
第三，對於一些較為正麵的男性人物，即那些在文本中以正麵形象出現的男性角色，最終卻在敘述中以去勢模擬的手法處理，加以諷嘲、貶壓和醜化。諸如：《沉香屑——第二爐香》的羅傑安白登教授和《創世紀》的毛耀球等等。
張愛玲的鞭笞可謂正中要害，道道血痕。在那“最後的貴族”中，由於“祖”的缺席，父權又不可逆轉地衰落，母親要不然失去麵目，要不然成為“瘋女人”——父權的代言人，而生活在這充滿鴉片的濃香、空洞而昏暗的“大宅門”中的兒女們，有的似瘋非瘋地苟活著，更多的在徒勞地逃避，他們一無出路，隻有“一級一級走向，那沒有光的所在”，“蒼涼”成為張愛玲小說的主題。
她以變態、扭曲的方式來求得感情的宣泄和心理平衡，她千方百計地折磨死兒子的兩個媳婦，無非都是要從情感上、肉體上占有自己的兒子，但“倫理道德”的禁忌又使其隻能用深夜扣住兒子，以探測隱私的方式來折磨媳婦，進而滿足自己畸形的情欲，演化成為人性、人情變態的極致。因此曹七巧的悲劇，既是家族製度的悲劇，又是生存和人性的悲劇。尤其是在她有幸取得了經濟大權時，她已經被異化為男權中的一分子，她成為“父”的代言人。張愛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訪問時，曾稱“裏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張子靜則更明確地指出，的故事、人物脫胎於李鴻章次子李經述的家中，他說：“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卷進的現實生活中，和小說裏的‘曹七巧’、‘三爺’、‘長白’、‘長安’打過照麵。”張子靜說他見到他和張愛玲所稱的“三媽媽”，“穿著一件深色的寬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襯著這身衣服的則是她瘦削清臒的麵容；臉上一片蒼白，一點血色也沒有。我如今還記得，當時遠遠看去，仿佛看到一個幽靈來到了人間。”
而在中，傳慶（亦可說是張愛玲）時時想學好國文取得言老師的歡心，可是麵對言老師，他隻是慌亂和痛苦；回到家中，他隻想避著樓梯走，躲過父親和後母的眼睛。在《多少恨》中，“家茵聽到這裏，突然調過身來望著她父親，她頭上那盞燈拉得很低，那荷葉邊的白瓷燈罩如同一朵淡黃色的大花，簪在她頭發上，深深的陰影在她臉上無情地刻劃著，她像一位早衰的熱帶女人一般，顯得異常憔悴。”
張愛玲以文字還擊她的父親，置其於難堪之境。從此我們不難看出張愛玲對其父親的不滿和痛恨。因此我們在看到那個患了“軟骨症”的薑二爺，除了作為一個稱謂、一張遺照外，始終不曾在本文中顯身。學者邵迎建認為“這塊喪失行動機能，僅殘存著繁殖功能的‘沒有生命的肉體’，隱喻著政治上被去勢的清朝遺臣薑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權力，依靠權力所獲得的遺產金錢苟延殘喘，如同一堆沒有骨頭正在腐爛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