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嫦的病，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張愛玲被囚禁生病的情景，川嫦的父親不想拿出費用給重病的川嫦治病，而是利用人情，多方算計想讓章醫生出藥費，川嫦絕望了，她不斷地對自己說著：“總之，她是個拖累。對於整個的世界，她是個拖累。”這時痛苦的自我意識纏繞著她，“她的自我觀念逐漸膨脹。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於是她隻求一死，她想買安眠藥自殺，張愛玲這樣描述：她叫李媽背她下樓去，給她雇了一部黃包車。她爬在李媽背上像一個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她身邊帶著五十塊錢，打算買一瓶安眠藥，再到旅館開個房間住一宿。多時沒出來過，她沒想到生活程度漲到這樣。五十塊錢買不了安眠藥，況且她又沒有醫生的證書。她茫然坐著黃包車兜了個圈子，在西菜館吃了一頓飯，在電影院裏坐了兩個鏡頭。她要重新看看上海。這裏麵有著張愛玲的切膚之痛。三個星期後，川嫦死了，那是一九四二年，兩年後《花凋》發表在《雜誌》第十二卷第六期。《花凋》中川嫦有著張愛玲的部分投影，但不同的是川嫦最後死於肺病，而張愛玲卻從父親家死裏逃生地“逃”了出來，並成為作家，然後用文字來批判她的父親甚至整個家族。張愛玲對父親有著深深的恐懼，這恐懼我們可從中長安擔心男友世舫和她母親曹七巧（此時已是“父”的代言人了）的見麵中看出，“他果真一輩子見不到她母親，倒也罷了，可是他遲早要認識七巧，這是天長地久的事，隻有千年做賊的，沒有千年防賊的——她知道她母親，會放出什麼手段來？遲早要出亂子，遲早要決裂。”於是她“與其讓別人給它加上一個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結束了它。一個美麗的蒼涼的手勢……她知道她會懊悔的，她知道她會懊悔的……”
第一，采取“殺父書寫”，直接把男性家長/父親從文本中排除，構成男性家長缺席的“無父文本”。諸如：《沉香屑——第一爐香》的梁家和葛家、《沉香屑——第二爐香》的蜜秋兒家、的白家、的佟家、的席家、《相見歡》的荀家、《留情》的楊家、《心經》的段家、的薑家、的姚家、的顧家、的譚家和周家等傳統男性家長都一一缺席。
而這情景變成的曹七巧，則是“世舫回過頭去，隻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官織緞袍，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身旁夾峙著兩個高大的女仆。門外日色昏黃，樓梯上鋪著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級一級地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覺地感到那是個瘋人——無緣無故地，他隻是毛骨悚然……”真是何其相似。至於《花凋》，據張子靜說是以舅舅黃定柱一家為藍本的，女主角鄭川嫦的悲慘遭遇活脫是張愛玲的三表姐黃家漪，也因此當舅舅看了《花凋》後，大發脾氣。因為文中對他的批判毫不留情：鄭先生是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和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裏泡著的孩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