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編輯部——總編輯：黃敬齋（兼）。編輯主任：朱永康、葛的夫。編輯：吉兆征、沈鴻逵、朱鴻柏、芮信容、李祖德、吳保中。副總編輯兼采訪部主任：蔣曉光。記者：龔虎、龔叔賢、李大然、王醒魂。
她揮別心係的上海，揮別親人，更揮別了愛情，讓它此情可待，讓它一切成惘然。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書中說：“抗戰勝利後的一年間，我姐姐在上海文壇可說銷聲匿跡。以前常常向她約稿的刊物，有的關了門，有的怕沾惹文化漢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約稿。她本來就不多話，關在家裏自我沉潛，於她而言並非難以忍受。不過與胡蘭成婚姻的不確定，可能是她那段時期最深沉的煎熬。”
（三）主筆部——總主筆：胡蘭成（兼）。主筆：鞠仲池、王偉民、蔣果儒、錢國城。資料室主任：鞠仲池（兼）。
她再度“跌跌衝衝、踉踉蹌蹌地走了出去”，這次再也沒有回頭了！
而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則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也是在日本東京舉行。中國淪陷區、滿洲、蒙古的代表共二十六人，除參加過第一次大會的古丁、柳雨生、沈啟無、張我軍外，還有田兵、吳郎、周越然、邱韻鐸、陶元德、魯風、關露、陳寥士、陳學稼、章克標、謝希平、陳綿、徐白林、柳龍光、王承琰、包崇新、方紀生、蔣崇義及台灣代表楊雲萍、周金波等人，而日本的代表則有百餘名。
“在汪精衛發表‘豔電’回應日本近衛首相招降聲明的電稿，發表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南華日報》。後，胡蘭成忽然大談漢奸理論，連續發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論，其中《戰難和亦不易》一文，極為陳璧君陳璧君為汪精衛之妻。所欣賞，認為他是個人才。經過打聽，才知道他還是一個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編輯，一家生活很不易維持，且眼病甚重，無法應召去見‘夫人’。陳璧君狠狠地責備了林柏生，認為他埋沒真才。林受此訓斥，大為惶恐，馬上升胡蘭成為主筆，加大薪水，送他上醫院治眼病。由於陳璧君的推薦，汪精衛也加以青睞，後到上海賜以‘中央委員’頭銜，在行政院宣傳部當次長。
列席會議的還有當時在南京的日本美術史家土方定一、詩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純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國開設書店的內山完造等人。張愛玲實未參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其實當時許多日偽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將及汪偽的熊劍東，都想借胡蘭成的引薦而得識名噪一時的張愛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絕了。盡管如此，當時的社會輿論卻大有置她於死地而後快的用意，她和漢奸胡蘭成的相識同居，一時間成為公眾謾罵的焦點。我們知道胡蘭成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由廣西倉惶來到上海，經人介紹，進入汪精衛係的《中華日報》，後為汪精衛所賞識，當上了主筆。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胡蘭成被調到香港《南華日報》汪係報紙，負責人為汪的親信林柏生。當編輯。據同為汪偽政權的人馬，後來幹到司法行政部長、安徽省長的羅君強在《偽廷幽影錄》一書中的回憶說：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著。我們知道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機構“日本文學報國會”策劃召開了三次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用意是想對中國淪陷區文學實施幹預和滲透，企圖將中國文學拖入“大東亞戰爭”裏。
“由於胡蘭成是非廣東籍，廣東會館式的宣傳部宣傳部部長林柏生為廣東省信宜縣人。容不了他，他終於和林柏生鬧翻了，林把他的職務架空，他遂另與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管理文化事務的書記官池田勾結。胡蘭成大肆批判汪偽政府的無能，特別攻擊林柏生的宣傳部，並寫成書麵交給池田。池田把這份東西私下拿給宣傳部司長黃菩生看，問他真假如何。黃竟向林柏生告密，林即哭訴於汪精衛，汪大怒，命林處理。林柏生竟命自己搞的那個特務組織‘政治局’，把胡蘭成秘密押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