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張愛玲在走紅的兩年間，作品主要發表於《新中國報》係統的《雜誌》月刊、《新中國報》副刊“學藝”、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月刊、周黎庵主編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創刊後來編輯部移到上海的《新東方》月刊及由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
“汪精衛與林柏生無法僵持，由胡蘭成寫了一悔過書了事。胡蘭成被釋後投奔李士群李士群是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負責人。李約他任特務報紙《國民新聞》的副社長兼總主筆，胡又秉承李的意旨詆誹周佛海的財經措施。一九四三年九月李士群死後，胡蘭成再向我接近，我仍假以辭色，並與資助。”而據《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彙編》蔣曉光、林達祖、沈立行的《李士群與國民新聞》中提到，《國民新聞》初期主要人事為：社長李士群、副社長胡蘭成，下設：
“我和胡的小同鄉樊仲雲聞訊，認為林做的太過火了，就約同蘇成德三人聯名致函汪精衛（蘇為該政治局局長，故特意將他拉入），略謂胡蘭成身為中委，如有過失可與批評，責令反省悔過，不宜遽以非常手段對付，這樣將使大家灰心。周佛海、陳公博也說不必因胡的問題而興起文字獄。
其中除了《紫羅蘭》及《萬象》外，幾乎都是與日偽有染的文學期刊《雜誌》，其中《新東方》是由曾任汪偽政治局局長的蘇成德負責的，張愛玲投稿該刊可說是胡蘭成牽的線，而《苦竹》更是由胡蘭成所創辦的。因此作家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就說：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裏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幹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於文學而在於為自己撐場麵。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之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張愛玲曾明確表示“出名要早”，為了出名應當“趁熱打鐵”。論者指出，這“熱”應當是指創作衝動，而非簡單地以名利的追求而視之。在創作衝動沛然莫之能禦時，正如友人龔之方所言：“張愛玲非但是寫小說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連續誕生，刊登在各種報刊上，其時上海報刊的背景十分複雜，有的是受國民黨什麼派的津貼辦的，甚至有的與汪偽有幹係的，張愛玲沒有政治頭腦，因此對發表園地也不去考慮是否合適。”麵對指責她將作品發表於漢奸主辦的刊物上，張愛玲並沒有任何的反駁，因為在當時除此之外，已別無發表園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時間得到廣大讀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但她筆端卻沒有寫過半個歌功頌德的文字，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當時張愛玲的好友女作家蘇青對此曾加以辯駁，亦可視為她的辯駁。蘇青說：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期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什麼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伕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是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無愧怍。後來蘇青更在長篇小說《續結婚十年》的扉頁題詞上寫著：“衣沾何足惜，但使願無違。”更有強力辯解的意味。麵對此問題，晚近的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的看法，無疑是較中肯的，他說：“當然我們傾心讚賞大義凜然、抗戰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對於那些缺乏反抗勇氣的人，筆者不忍概以漢奸指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畢竟是少數仁人豪傑的事情，不能用來衡量普通人。如果說某些風言風語張愛玲還能保持沉默的話，對於指責她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借以證實她的‘文化漢奸’的身分時，她就不得不開口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傳奇增訂本》的發行，她寫了《有幾句話同讀者說》為自己做了辯白，她說：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麼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