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經理部——總經理：鄭良斌。經理：先後有宗景澤、薛誌英。營業科主任：先後有孫立行、武福奎。會計科主任：先後有查滌生、金誌讓。工務科主任：先後有薛誌英、何鵬飛。總務科主任：先後有蘇峰、宗景澤、杜立基。稽核：餘道三。
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南京召開。據學者王向遠的資料，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長與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豐島與誌雄、北條秀司、火野葦平、芳賀檀、戶川貞雄、阿部知二、高見順、奧野信太郎、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參加人數則高達四十六名，其中“滿洲國”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魯、疑遲、石軍、小鬆，還有加入了“滿洲國”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內政一，共八名；華北代表有錢稻孫、柳龍光、趙蔭棠、楊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蕭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壓”而不能出席。華中代表有陶晶孫、柳雨生、張若穀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並非“文學者”，而是汪偽政權中的官僚政客。
（一）總管理處——主任：黃敬齋。秘書：許伯堅。機要科主任：楊紹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無疑是意味著和平與安全的到來，但是這種感受卻並不屬於張愛玲。她甚至在早幾個月前發表於《天地》月刊第十九期的《我看蘇青》一文中，就預感到：“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同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司馬文森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將她和張資平、關露、潘予且、蘇青、譚正璧等另外十六個作家列名其上，書中列數她的“賣國行為”、“罪惡事例”，指責她在《雜誌》、《天地》、《古今》等“漢奸”刊物上發表文章，還參加一些親日性質的文化活動，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國報》主辦的“納涼會”等等，更為嚴重的指責是說她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舉行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據學者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指出，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的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參加的代表來自蒙古（三名）、滿洲（七名）、中國淪陷區和日本（包括台灣、朝鮮等日本占領區）。日本方麵原本期望周作人、俞平伯、張資平、陶晶孫、葉靈鳳、高明等名人能夠參加，但實際與會的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如華東的丁丁（丁雨林）、周毓英、龔持平、柳雨生（柳存仁）、周化人、潘序祖（予且）、許錫慶，以及日本顧問草野心平，華北的錢稻孫、沈啟無、尤炳圻、張我軍和日本華北駐屯軍宣傳顧問片岡鐵兵，滿洲國的古丁、爵青、小鬆、吳瑛，台灣的龔瑛宗、張文環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