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即是題為《日本應實施昭和維新》的文章，後來由池田譯成日文，刊出後深得日皇昭和歡心，首相近衛文麿尤為嘉許，胡蘭成在日本新聞界可說出足了風頭。然而他卻惹惱了汪精衛，汪認為胡蘭成背叛了他，下令立即扣押，將胡蘭成關進政治局牢房。胡蘭成的侄女胡青芸聞訊之下，忙向池田求救。池田偕同清水多方奔走營救，由日本大使與軍方聯手向汪偽施壓，才救出胡蘭成。而就在此時，胡蘭成在南京看到蘇青寄來的《天地》月刊，看到張愛玲發表在第二期的：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
我向蘇青問起張愛玲，她說張愛玲不見人的。問她要張愛玲的地址，她亦遲疑了一回才寫給我，是靜安寺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
胡蘭成性格有其多麵性，他這時眼見日本戰敗似已不可逆轉，他打算做一個現代孫權，而武漢據天下之中，足可左右逢源。如果日本人不敗，他依靠日本人，足可與重慶、汪偽兩方抗衡，三分天下。如日本人戰敗，重慶能赦免他漢奸罪，他就倒向重慶；否則就打個爛仗，也說不定能死裏求生。
一九四四年秋胡蘭成赴武漢淪陷區接手《大楚報》，任社長。同時他還帶去兩位來自北京淪陷區的活躍分子沈啟無和關永吉（張島），分別任副社長和總編輯。前者原為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原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發表“破門”聲明後，被逐出師門，也被排擠出文化界。後者原為日偽《中國公論》的編輯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春因公開發表反日言論被當局注意而逃離北京。
抗戰勝利時胡蘭成被迫與小周分手，當時他曾對她做了如下的表白：“我與你相聚隻有九個月，但好像從天地開辟時起已有我們兩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經相識了。”這猶如他對張愛玲所說的話語一般，是多情是無情，恐怕也隻有胡蘭成心中自分明了。
張愛玲冷眼觀世，她在她的小說中將世間男女之情的華麗外衣盡皆剝去，還其本來的霧散淒涼；但她絕沒想到，也不肯相信這種事竟應在她自己的身上。昔日當她得知胡與小周有染，她隱忍不言，已是退了一大步；如今她千裏尋夫，總以為可以要回一份完整的感情。但她得到的卻是如此的答複，於是她懷著極大的慘傷對胡蘭成說：你到底是不肯。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隻是萎謝了。二十多天後，她離開溫州，那是個雨天，當她抵達上海後，她給胡寄了一封信，說道：“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立涕泣久之。”
我去信問蘇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她回信隻答是女子。我隻覺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及《天地》第二期當為第四期。寄到，又有張愛玲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真的了。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一九四四年一月份出版的《天地》除登有張愛玲的散文《道路以目》外，卷首有張氏照片。
而在此時胡蘭成從武漢經南京逃往浙江，路過上海時，曾在張愛玲處住一宿後匆匆而別，還對張愛玲發了一頓現在難以確知緣由的怒火。而在杭州鄉下斯家避難時，他與曾為斯家姨太太而今守寡多年、大他一歲的範秀美發生戀情，範秀美一路護送他到溫州，讓他住在自己的娘家，此時他與範秀美已經做了夫妻，雖然胡蘭成承認，此舉“不是沒有利用之意”，但又狡辯說：“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還他兩分，忠實與機智為一。”
因此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在南京辦了以政治為主的《大公周刊》，陶菊隱的《孤島見聞——抗戰時期的上海》中有記述：該刊的文章“反對列強在華作戰……提出日軍撤出中國……還登了延安、重慶的電訊”；“這個刊物問世以後，在上海設有辦事處，銷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見當時‘反戰’情緒高漲”。但是傳記作家胡辛對此不以為然並批評道：“《大公》既反戰又分明親日；想八麵討好；多重人格。”胡蘭成在婚後一兩個月，就到漢口辦《大楚報》，隨即移情別戀，與漢陽醫院十七歲的小護士周訓德戀上了。他在辦報早出晚歸之餘，第一樁事就是看小周，與小周在潮濕的江邊沙灘上散步，每一腳都印出水來，他又急切地要她做學生、做女兒、做妹妹，很快要她做老婆！他也不隱瞞張愛玲的事，好像他要這個人或那個人做他老婆，都一律的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