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港大，據黃康顯的文章說，張愛玲當時選修的組別是GroupCl，頭兩年須修讀英文、中國語文及文學、翻譯與比較、曆史或邏輯，而張愛玲隻提及曆史教授佛朗士，因此是棄邏輯而選曆史。而博學通才身兼新文學作家與學者的許地山，他的服飾史、宗教史的課程，肯定為張愛玲所樂聽的。他們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飾、宗教上，許地山的某些見解，曾引起張愛玲的共鳴。但因太平洋戰爭，迫使張愛玲“因獲得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的夢想破碎，因此可能成為學者的張愛玲從此消失，類似許地山式的服裝史、宗教史的論著也無從產生。而回到上海後的張愛玲，因隻差半年就畢業，於是她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至少拿張畢業文憑”。
我們看女主角曹七巧出場時：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隻手撐著門，一隻手撐住腰，窄窄的袖口裏垂下一條雪青洋縐手帕，身上穿著銀紅衫子，蔥白線香滾，雪青閃藍如意的小腳褲子，瘦骨臉，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寥寥數筆，讓人從她穿著的款式、色彩和行為舉止，一眼就看出曹七巧的俗氣與霸氣。而當曹七巧失去薑季澤、失去了青春，又被黃金枷鎖牢牢套住後，這時：隻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織緞袍，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身邊夾持著兩個高大的女仆。門外日色黃昏，樓梯上鋪著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級一級地上去，通入沒有光的所在。服飾色彩在此時映托出曹七巧希望的滅絕，渾身充滿著鬼氣與報複。
學者邵迎建指出，張愛玲在香港大學遇到兩位恩師，分別是中文教授許地山與曆史副教授佛朗士（N.H.France）。其中有關佛朗士，張愛玲在《燼餘錄》中，直抒了對他的感情，讚揚他“豁達”，“徹底中國化”，“對於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他“不讚成物質文明”，家裏不裝電燈自來水，在野外養豬；“他研究曆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非常滑稽。我們從他那裏得到一點曆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裏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那是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佛朗士被征召入伍，在黃昏回軍營時，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麼，沒聽見哨兵的吆喝，被自己的人打死了。
在《更衣記》中，張愛玲說：“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隻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於是在動蕩的時代，人們的衣服總是為了能輕便地移動而顯得緊匝在身上，所以“中國衣服在革命醞釀期間差一點就脹裂開來了”。而“元寶領”的產生，是因為中國有了第一次巨大的變動，“這嚇人的衣領與下麵的衣撚柳腰完全不相稱。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象征了那個時代。”“喇叭管袖子”式的飄飄欲仙，是因著民國新創立的清明氣象，理想的人權主義、投票製度、自由戀愛，使得服裝“也顯出空前的天真、愉快”。而“旗袍”的采用，更是由於西化中男女平權的影響，因為“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為了表示自己和男子一樣，女性同胞們由服裝上開始自力救濟。
在張愛玲的服飾中，色彩常被用來表現人物個性的載體，對王嬌蕊的“潮綠加深粉紅”，張愛玲說：“那刺眼的色調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隻有她能夠若無其事地穿著這樣的衣服。”色彩顯示了王嬌蕊有著“自我”意識極強的性格，一如張愛玲在形容白玫瑰孟煙鸝的“白”：“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籠統的白……單隻覺得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圍的惡劣的東西隔開來，像病院裏的白屏風，可同時，書本上的東西也給隔開了。煙鸝進學校十年來……黑板有字必抄，然而中間總像是隔了一層白膜。”她同時賦與了孟煙鸝“貞潔”的個性，但這“白”對佟振保而言卻是“一個很乏味的女人”，他說：“結了婚八年，還是像什麼事都沒經過似的，空洞白淨，永遠如此。”相對於《更衣記》脫胎於《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張愛玲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發表於《二十世紀》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andFairies，亦和許地山的研究論著有關。DemonsandFairies後來經張愛玲自己改譯後，即是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國人的宗教》一文。該文除了談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國外，幾乎十之八九都在談佛教及道教。
而在港大，佛朗士是許地山的同事兼好友，他經常出入許家。據許地山夫人周俟鬆晚年的回憶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地山基於舊恨新仇，奮身走出書齋，奔向街頭，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孫夫人。在香港擔任‘保衛中國同盟’的領導人，‘保盟’一方麵在國際上向華僑宣傳抗日，一方麵向全世界各地募集醫療藥品器械、食品和其他物資輾轉運到前線，支援抗日戰爭。地山雖不是‘保盟’成員，但由於誌同道合，與孫夫人過往甚密。特別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庫、英國人法朗斯即佛朗士。先生，也是香港大學教授，與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經常來我家聯係，商討募集物資和運輸線路等問題。”由此可看出張愛玲與佛朗士及許地山的關係。
由於對服裝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發表在《二十世紀》英文刊物長達八頁的散文ChineseLifeandFashions，談的就是時裝。《二十世紀》是德國人克勞斯·梅涅特（KlausMehnert）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創辦的刊物。而據張愛玲自己說，她在港大的三年裏，幾乎沒有用中文寫過東西，為了練習英文，她連信也用英文寫。再加上英文雜誌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雜誌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雜誌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
許地山是一九三五年因受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的排擠，而被燕大解聘，而旋由胡適推薦後，應香港大學之邀，任港大中文學院即今日的港大中文係。主任教授。港大聘中國人為教授者，除以前醫學院王憲益教授外，許地山是第二人。許地山除了是知名的作家外，更是一位“通才”的學者，從文學、哲學、宗教學，乃至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幾乎無所不通。他知音律，善琵琶，能譜曲編詞，精於插花，還研究服裝、古錢幣。
另外在中，代表著放蕩的紅玫瑰王嬌蕊家居的款式是“一件紋布浴衣，不曾係帶，鬆鬆合在身上，從那淡墨條子上可以約略猜出身體的輪廓，一條一條，一寸一寸都是活的”。那“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對佟振保而言，可說是致命的吸引力。而在另一處她企圖挑逗佟振保的場合中，張愛玲讓她身著“一件曳地的長袍，是最鮮辣的潮濕的綠色，沾著什麼就染綠了”。就在佟振保眼睛為之一亮時，誘惑的是“用綠緞帶十字交叉一路絡了起來，露出裏麵深粉紅的襯裙”。
許地山正是佛教與道教的研究專家，已故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許地山的研究就十分推崇，他說：“寅恪昔年略治佛道兩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隻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後讀許地山先生所著佛道兩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具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複談此事矣。”以陳寅恪在學術界之聲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見許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