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選擇了賣文為生，作家的張愛玲於焉產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張愛玲離開上海來到香港求學，母親和姑姑托工程師李開弟做監護人，那是她們在英國認識的老朋友後來他成了張愛玲的姑丈，不過那已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因為七十八歲的兩位老人結婚了，李開弟後來離開香港去重慶，於是改托一位在港大教書的朋友做監護人。
但就在張愛玲大學畢業的前半年，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軍占領了香港，由於戰火，正如張愛玲所說的：“學校的文件紀錄統統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罷？……我應當有數。”參張愛玲：《我看蘇青》。也因此我們無法從文獻上獲得進一步的資料。
而香港學者兼文學史家盧瑋鑾（小思）在《許地山在香港的活動紀程》中記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許地山為“中英文化協會”會員演講，講題為《三百年來的中國婦女服裝》，該報導見於次日的香港《星島日報》。因此許地山以英語講“服飾史”是信而有征的，他不但在課堂講授，在其他場合也以專題演講過。而當時就讀港大英文係的張愛玲很可能旁聽過課或聽過演講，許地山對服裝的沿革及服裝受社會生活與經濟政治影響的看法，甚至引起張愛玲相當程度的共鳴。因此當她因太平洋戰爭而於一九四二年春回到上海後，也就是由校門剛踏入社會，執筆賣“洋”文時，她選擇了記憶深刻的“中國服飾史”為她文章的題材。當然張愛玲絕不是原文照搬，這其中有她獨特的觀察與機智的見解，因此她的《更衣記》絕不是“服飾史”一類的論文，她更著力的是從“穿”的形式中去看日常百姓思想的轉變及浮世間的變遷。如果說現代作家中對服飾最感興趣而展開研究的，第一位是許地山，之後還有沈從文；但對服飾最有感覺而使它成為小說人物獨特話語的，當推張愛玲。服飾對張愛玲個人而言，是她炫燿、自慰和補償心理的顯現；而到她筆下時，除對舊生活的依戀懷念外，更多地是借服飾的變化和陳述句的形式，來暴露隱藏在華美衣服下人性的陰暗麵，它成為捕捉人物靈魂的獨特話語。
但是兩個多月後，她就放棄了學業。缺乏經濟上的支持固然是主因，但香港的戰爭顯然讓她對未來前途的看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她又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務實的職業婦女的生活態度，也潛在地影響著她，於是她選擇了賣文為生，作家的張愛玲於焉產生了。
至於許地山並未在張愛玲的文章中談及過，但據學者黃康顯在《靈感泉源？情感冰原？——張愛玲的香港大學因緣》一文中指出：“《第二爐香》與提及的華南大學，根本就是香港大學的影子，特別是後者的中文係，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許地山教授的化身。”
“寬衣大袖已漸改成纖小，這原因可以說有三個：第一是外國材料底多量輸入，是窮一點底人們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人們再沒有‘做一件，傳三代’底觀念，衣服稱身底覺悟也就開始了。……第二是女人職業底開展。前五十年，女人底生活隻如孔雀，在網屋裏開開屏，但自通商口岸底工廠一開，在工廠女工們底生活有點像鴕鳥，所以也用不著過於美麗的衣裙。縫紉底方法日趨簡單，闊鑲密滾便跟著衰滅。第三是外國裝飾底輸入，這是使女子服裝改變的更快底一大原因。……婦女們底服裝歐化，同時，成為外國貨底消費者。”
是的，在上海的十裏洋場中，從滿州貴族的旗裝到民初流行的短襖長裙，以及最為時髦的西洋女裝同時並列，可以說，近三百年來中國婦女的服裝，同時登上了這個冒險家的樂園。據在一九六一年畢業於港大中文係，又於一九八五年接掌港大中文係主任的趙令揚先生說：“在學術方麵，許地山教授為一梵文專家，所以在中文學院期間，曾開過有關梵文的課程，也曾以英語講授‘中國服飾史’，至於其他文、史、哲之課程，許教授因人手關係，自己也負起了大部分的教學工作。”
學者譚桂林指出，許地山對於佛學研究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編寫《佛藏子目引得》一書，它填補了國內佛學界的一項空白，為後來研究佛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二是撰寫了《大乘佛教之發展》、《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學論著。
這篇文章雖然寫的是時裝的變遷，但處處落筆在中國人的心理上，從清初到民國曆史的每一次社會變動，在女人的穿著打扮上全有體現。很顯然地，這樣的文章給人感覺既有女性在形象觀察上的細膩入微，又有一種十分難得的機智見識，甚至說必須要對晚近的服裝史有深刻的體認，而論者認為它正得之於許地山的啟發。早在少年的時候，許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藝。在燕京大學求學時，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設計服裝。他穿著自己設計的“長僅及膝，對襟不翻領的棉布大衫”，被視為怪人。後來為了編寫一部從未有過的《中國服裝史》，年輕的許地山在從事教學和寫作的同時，著手搜集大量有關服飾的古畫影印本、人物木刻畫像和各種照片，還對此翔實地做了校勘和考證。而就在這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輟。但他還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的“藝術周刊”第三十二期連載他的長篇論文《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陸續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六月一日）、第三十七期（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期（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八月三日）共八期續完。但因該文後來並沒有收入許地山的《文集》中，因此一般人隻聞其篇名，而不見其文。許地山文中所附之圖片，見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許地山認為“社會生活與經濟政治都與衣服的改變有密切的關係”。又說：“近五十年來，上海實是操縱中國婦女裝飾的大本營。”
該文洋洋灑灑數萬言，並附有圖像百餘幅，可說是圖文並茂、有條不紊地敘述了從清兵入關以來，中國婦女的服飾和變化，特別是就大動蕩的近代中國，同時並存各種各樣的女裝進行排列和解析，這在當時可是一項創舉。許地山在文章開頭說：“本文隻就個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寫出來，日後有本錢，當把它擴成一本小圖冊。”可見他是有計劃要寫服裝史的。
張愛玲擅長繪畫，在這之前就曾在聖瑪麗亞女校《國光》第四期刊登過漫畫“某同學之甜夢”；而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親筆繪製的，自清末至四十年代的女性發型和服裝插圖，生動而靈感十足。而這篇英文散文後來經過張愛玲自己的改譯，便是發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記》。
主編梅涅特對張愛玲的文章讚譽有加，他稱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還在文章前麵加了兩段按語，大意是“此文對於我們讀者中的女士無需推薦；對她們來說：‘時裝’這個詞的意義不言可喻。但為我們男性讀者們著想，或許應該說明以下幾頁絕非僅是刊登一篇談時裝的散文。實際上，此文提供了有關現代中國的一種有趣的精神分析”。後麵他讚揚張愛玲的文筆，“不僅寫出了這篇充滿魅力的文章，還畫出了富有表現力的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