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初版扉頁上有這樣的題詞：“書名，目的是在傳奇裏麵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裏尋找傳奇。”
而就傅雷文章觀之，他真正肯定的隻有一篇。他說：“毫無疑問，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的最完滿之作，頗有《獵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沒有，本文作者絕不在下文把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
傅雷曾窮畢生之精力，將法國文壇大師伏爾泰、羅曼·羅蘭、巴爾紮克、梅裏美、丹納的傳世作品，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三十二部譯著合計不下五百萬字，其數量之多，譯筆之傳神，被公認為一代“翻譯巨匠”。在四十年代傅雷是通過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與《貝多芬傳》、《米開朗基羅傳》、《托爾斯泰傳》，而形成了一種英雄主義的人生觀與藝術觀。
雖然是簡短的兩句話，但包含了張愛玲寫作的題材與寫作的技巧。這普通人即是凡人，而非英雄——他們來自城市的最底層，張愛玲為這市民階層的人生做寫真，表現他（她）們的願望、現實、矛盾、痛苦、敷衍、苟且等等。沒有反抗之歌，隻有生存氣息；沒有遠大理想，隻求現世滿足。而在寫作的技巧上，她吸取“通俗小說”中“傳奇化的情節與寫實的細節”的特點，而以“豔異的空氣的製造與突然的跌落”來造成“反高潮”，然後“傳奇裏的人性呱呱啼叫起來”。因此她讓讀者在出乎意表的震動中主動感受和思索，隨同作者一起對“人生的許多重大問題”有所領悟，而不是沉迷於一個百看不厭的故事中，重溫一次簡單淺薄的悲歡離合。張愛玲解構了英雄、高雅、悲壯，有的隻是“凡人、通俗與蒼涼”！
為了“貼俗求真”，張愛玲從不諱言她與通俗文學的關係。她除了喜歡張恨水的小說外，她又說：“我一直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們這裏的都市文明。還有一個特點：它不論寫什麼，寫出來都是一樣的，因為寫的是它自己。總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作者的麵目，而小報的作者絕對不是一些孤僻的、做夢的人，卻是最普通的上海市民……”
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一九四三年春天，張愛玲透過母親黃逸梵娘家的親戚，也是園藝家黃嶽淵的介紹，帶著兩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去拜訪《紫羅蘭》雜誌的主編周瘦鵑。當晚周瘦鵑掌燈夜讀，邊讀邊讚賞，“覺得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Somerset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的影響”，讀後“深喜之”，決定馬上在剛創刊一個月的《紫羅蘭》第二期（五月號）刊出，周瘦鵑並寫了《寫在紫羅蘭前頭》一文，大力推薦。然因篇幅所限，“兩爐香”分五次刊完。雖然在這之前張愛玲已開始賣文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紀》英文月刊，賣的是洋文。因此在《紫羅蘭》順利邁出第一步，對張愛玲而言，不啻是極大的鼓舞。
從此張愛玲的作品像開了閘的水，源源不斷地發表在上海的主要雜誌上。在兩年的時間內，她發表短、中、長篇小說共十七篇，約二十六萬字；另外散文有四十二篇，約十五萬字。分別刊登於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新中國報》（社長袁殊）係統的《雜誌》月刊、女作家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國報》副刊“學藝”、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周黎庵主編的《古今》半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創刊，後來編輯部移到上海的《新東方》月刊。張愛玲快速地“占領”了上海灘幾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雜誌，她成為名噪一時的女作家。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張愛玲的小說集，由“雜誌社”出版，初版在發行四天內銷售一空，就在再版前夕，新中國報社在八月二十六日舉辦了“集評茶會”，邀請部分作家和學者參加，出席者除張愛玲與《雜誌》社同仁外，還有前雲南大學教授袁昌、陶亢德、譚正璧、堯洛川、錢公俠、穀正魁（沈寂）等人。
其所以如此，在於傅雷認為的故事有其悲劇性：一個年輕的姑娘嫁給一個殘廢的男人為妻，經受了愛的煎熬並轉而戴上黃金的枷鎖，形成變態的心理，其題材則已極富刺激性；盡管這個姑娘出身並不高貴，不若西歐的悲劇人物往往是一個英雄，但其經曆的跌宕起伏，以及由此產生的大悲大喜的情節高潮，都是悲劇表現的最好對象。反之，像等作品，都因為“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情欲沒有驚心動魄的表現”，而遭傅雷的否定。
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
席中堯洛川曾問張愛玲“對《萬象》上所刊的批評和《雜誌》上所刊的批評，以為哪一篇適當？”張愛玲回答：“關於這，我的答複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東方》上。”其中《萬象》的批評是指迅雨名翻譯家傅雷的筆名。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發表於《萬象》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一文；而《雜誌》的批評是指胡蘭成發表於同年五、六月兩期的《評張愛玲》一文。而張愛玲發表於《新東方》的《自己的文章》，後來又重刊於同年十二月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