鴛蝴派作家由於有遊戲觀念的作祟，他們不願潑墨於細節的處理上，而細節的描繪卻正是張愛玲所最關心著力的。但她又比也是寫都會男女的新感覺派，例如穆時英等人，來得從容、自然。張愛玲不同於穆時英那樣惟新是騖、惟洋以求，全篇滿紙都是洋化。張愛玲對古今中外技巧的借鑒是廣視角和大容量的，而且貴於吸收和融化。她把古典文化趣味和現代都市人的感受和表達生活的方式完美地結合，並在傳統的藝術技巧中注進西方的藝術血脈，而在西方的藝術技巧中，她又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精髓。
我們知道高雅小說往往追求語言的“詩性功能”，創造出所謂的“隱喻”、“象征”、“通感”之類，從而使作品在能指與所指關係上顯得更加多義化、複雜化而難以捉摸，它的創新常隻得到專家、同行、圈內人士的認同，往往有悖於讀者大眾的閱讀心理；它更常常容易營造“象牙之塔”，而更加遠離大眾的期待視野。
文章主要論述重點在於通俗文學應發揚的長處與應克服的不足，以及新文藝小說的優缺點，並充分肯定了當前通俗文學在文學中的地位，它既是對抗戰以來通俗文學“棄舊圖新”的曆史總結，也是對通俗文學日後發展的理性思考。其中像文宗山論述通俗文學的“趣味性”、“通俗性”和“故事性”，強調通俗文學的取材，既“要迎合一般人的胃口”，又“要與大眾有發生密切關係者”，且務必“注重真實與確切”。予且談及“通俗”與“平凡”、“淺薄”、“粗陋”的區別，強調通俗文學注重的“興趣”和“溫情”，並不是“刺激”和“色情”等等。這些有關通俗文學的創作經驗與見解，對於剛從香港回到上海、正準備提筆為文的張愛玲而言，無疑地產生了重大的引導作用。而當時環境對傳統與通俗文學的寬容，也為張愛玲的創作提供了適宜的陽光與水分，讓她在這通俗的園圃中能水土均服地滋長。張愛玲生於沒落的簪纓貴族，父親是抽鴉片的典型遺少。雖然後來張愛玲在文章中對父親表現出極端地厭惡與批判，但小時候她卻一直沒有離開過父親，較之於永遠“缺席”的母親，張愛玲是感受到父愛的，這在張愛玲晚年還能記得父親帶她去飛達咖啡館，讓她自己挑揀喜歡吃的小蛋糕的情景，可見一斑。而父親張廷重也真的很喜歡這個聰慧的女兒，在母親渴望將她培養成為西方“淑女”的同時，父親一直想要讓她成為一個舊式的才女。但由於後來父母離婚、繼母的出現，造成了父女之間衝突的一再激化，張愛玲由“戀父”、“恨父”，終以文章來“弒父”了。
張愛玲是“俗”，但卻俗得本色，俗得坦蕩自然。她筆下的世界，無非是俗人、俗務、俗欲、俗情。然而，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卻不在“俗”上。
到了淪陷區的文壇，重視傳統已構成一股小小的潮流，當時李景慈的《文學形式與曆史遺產》、《談現在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徐長吉的《譚一·私淑》均是對傳統文學的肯定。而更有論者明確指出向傳統文學學習，“在流行的舊小說如、等中，也很有許多可供我們采用的詞彙……比較堆砌上許多新文藝式濫調的描寫要好上萬倍，而我們卻從來不知應用，這無疑地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四十年代較之於“五四”已有所不同，它是要借用傳統來充實自己，它對傳統是采取了較為親近的接受態度。
這話出自當時和父親並稱為民初文壇上的“大小仲馬”的陳定山之口，可其見才氣非等閑之輩。當時像《晶報》、《金鋼鑽報》除了連載鴛蝴派的長篇小說，如張恨水的《鐵血情絲》、陸淡安的《落花流水》外，像《滬壖話舊錄》，每天一則，續刊了一年有餘，舉凡時令風俗，名勝古跡，戲館妓院，大小報紙，畫麵金石，飲食服禦，婦女裝飾，物價變遷，應有盡有，可謂洋洋大觀。
據文史掌故大家，二三十年代上海報刊的“補白大王”鄭逸梅的《民國舊派文藝期刊叢話》中，統計當時的小報有四十五種之多。其中《晶報》、《金鋼鑽報》，可說是“小報之王”。《晶報》中以張丹斧和袁寒雲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兩枝筆最為雄健，時稱二傑。據寫過《淚珠緣》，為張愛玲所酷讀的天虛我生（陳蝶仙）的哲嗣陳小蝶（定山），在《春申舊聞》一書中，就盛讚張丹斧、畢倚虹、袁寒雲之才，他說張丹斧：“其詩近晚唐，書法褚登善，文似袁中郎、史梧岡，非率爾操觚者比也，後來唐大郎自稱江南第一枝筆，望丹翁背項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