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隻有兩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柯靈的“偶然出現說”，學者劉鋒傑認為他仍固守主流意識形態文論，因此得出的結論，“不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他都在實際上起著掩蓋曆史真實的作用，認同並強化著原有文學史的結構與敘述。”
我們從魯迅的日記和書信中許多次記載為母親購寄張恨水、程瞻廬等所謂“鴛鴦蝴蝶派”小說之事來看，除了解到當時通俗小說廣受小市民的歡迎外，它采用舊形式——如章回體的寫法與題材內容，還是較容易被大眾所接受。否則魯迅為什麼不給母親寄自己的小說集如、呢？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周太夫人還不習慣於這種新文學的小說形式。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曾指出：“到了高劍華主編的雜誌《眉語》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出場的時候，便‘是這鴛鴦蝴蝶式文學的極盛時期’。”而學者範伯群認為“鴛蝴派發端於清末民初，鼎盛於袁世凱稱帝前後”。他特別指出幾類作者的合流，是造成該派興盛的重要條件，認為鴛蝴派文人除了“封建才子”、“洋場文豪”以外，還有一部分屬於當時“不許談政”而又“無門可進”的文人，他們“不僅為鴛鴦蝴蝶派的興盛推波助瀾，而且簡直成了該派的代表人物，立下所謂‘汗馬功勞’”。
而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一文中，除了談到晚清韓邦慶的章回小說外，還數次談到清代西周生據胡適考證“西周生”即蒲鬆齡。的章回小說《醒世姻緣傳》。她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上說：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
學者淩敏在《正統的與異端的》文中，對鴛蝴派小說作為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通俗小說，在文學史上有其難以抹去的一席之地，提出其看法：“鴛鴦蝴蝶派小說是現代新文學的一個內部的參照係……中國現代小說，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國情，其認識教育作用高於一切。中國現代小說的發生便是思想啟蒙運動的產物。但它的娛樂功能卻顯得先天不足。鴛鴦蝴蝶派小說無疑彌補現代小說在這方麵的不足。隻要承認文學的審美作用中包含有娛樂功能，鴛派小說就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我常常替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個誌願，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另外她又告訴我們：《海上花》是我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來的。《醒世姻緣》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給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愈落愈近。我隻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由此可見張愛玲從小就浸淫於“通俗小說”之中，“通俗小說”成為她日後創作小說的源頭，而“通俗小說”的兩大特質——“與世俗溝通”和“淺顯易懂”，更為張愛玲終生所奉守的圭臬。
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一書中也說：“跟SomersetMaugham即當代著名作家毛姆，為二十世紀英國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寫的東西她頂愛看，李涵秋的《廣陵潮》，天虛我生（陳蝶仙）的《淚珠緣》，她從前也很喜歡看，還有老舍的《二馬》、《離婚》、《牛天賜傳》，穆時英的《南北極》，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歡看的，她現在寫的小說一般人說受和SomersetMaugham的影響很多，我卻認為上述各作家給她的影響也多少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