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周與皇帝劉禪之間的牴牾也是由來已久。他曾上疏勸諫，以新莽末年的曆史為例，說明政權的得失與人心向背的關係極大。他說，王莽敗後，群雄擾攘，豪傑蜂起，都想奪得政權。這些人中以劉玄和公孫述的力量最強，但他們一個個快情恣欲，遊獵享受，從不知體恤百姓疾苦，終因喪失人心遭到失敗。而漢光武帝劉秀從善如流，廣納眾諫，力節儉，施仁政，遵法度。這些作法深得人心，歸附的人越來越多，終於由弱變強，兼並諸雄，成就帝業。這顯然也是說到了皇帝劉禪的痛處，加之他還提出了省減樂官、停止興造等具體的實質性建議，結果便被免去了太子家令的職務。如今皇帝劉禪封他的這個“光祿大夫”，其實是個虛職，並無常事……
以譙周為代表，蜀中學界已經蓄積出了對於朝廷的厭棄。《仇國論》指向的當然是這個他們心目中昏聵的外來政權了。可蜀漢皇帝卻依然在舞動著長袖，將應當由自己背負的罵名，盡量轉移給了他人。
想到此，大將軍薑維再一次猝然發問：
“你覺得當今陛下如何？”
臣子議論天子，本是大忌，但大將軍薑維並不忌憚。
陳壽居然也直言相告：
“今上猶如素絲，容易被浸染。”
大將軍薑維不置可否。敢於直言，這符合一個史家的風骨，但將蜀漢皇帝喻為容易被浸染的“素絲”，以他多年伴君的經驗，卻是萬萬不能苟同的。看來，這個有誌於撰史的陳壽，還需要更多的曆練……
國風
當大將軍薑維與陳壽坐在遝中的田埂邊談論國事的時候，曹魏的都城洛陽卻已經張弓搭箭，將成都視為了靶心。
就在半個月前，曹魏朝廷的實際把持者司馬昭，對於滅蜀伐吳做出了最後的戰略總動員：
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在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薑維於遝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穀，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眾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
在這份動員令中，司馬昭準確地計算了蜀漢的軍事實力：計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各郡不下四萬，餘眾不過五萬。
並且，他還以驚人的預見性指出了兵力投入的重點——今絆薑維於遝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穀，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
為防止薑維支援蜀中，司馬昭確定先堵塞遝中至武街的通道，並搶先占領陰平橋頭。
消息便如風向，吹過來總要延遲一些日子。這段時間蜀中得到的消息是：曹魏青、兗、豫、荊、揚各州都在大肆造船，並派兵到登州、萊州等沿海城市，拘集海船——這，分明是一番伐吳的架勢嘛！
同樣的消息也傳到了遝中，耕作田間的大將軍薑維卻沒有這般樂觀。
對於曹魏的軍事能力，他相信整個蜀漢朝野，沒有一個人會比他更清楚。多少年了，是他，始終處在與曹魏周旋的第一線。還在春天的時候，當他聞聽魏鎮西將軍鍾會治兵關中，便已經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機。他知道，上一年曹魏放出的風聲，已經到了落實的時刻。為此，他上奏皇帝劉禪：並遣張翼、廖化詣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
結果，這個表奏卻如石沉大海。
對此，大將軍薑維並不感到意外。多年來，他已經習慣於自己那位陛下的做派。反而，對於曹魏，他卻是常有新奇之感。讓他頗費思量的是，國內政局常年起落不定的曹魏，何以屢亂不衰，甚至愈亂愈強？
曹魏自“三祖”之後，政局便陷入了持久的動蕩之中，自司馬懿起，司馬氏便與曹氏皇族展開了殘酷的權力之爭。蜀延熙十二年（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殺曹氏的掌朝大臣曹爽；蜀延熙十七年（254年），司馬師迫太後廢掉魏帝曹芳，立曹髦為帝；蜀景耀三年（260年），司馬昭弑魏帝曹髦，立曹奐為帝。短短十年左右，司馬氏一族在洛陽便給曹魏換了兩個皇帝。上行下效，這期間曹魏封疆大吏們的叛亂也是此起彼伏：蜀延熙十四年（251年），魏太尉王淩反；蜀延熙十八年（255年），魏揚州刺史文欽、鎮東將軍毌丘儉反；蜀延熙十九年（256年），魏征東將軍諸葛誕反……似乎曹魏舉國上下，都目中無君，以放浪謀反為風尚。“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每一個魏國英雄，都這般自命不凡。每當曹魏有亂，大將軍薑維都伺機北上伐魏，但一次又一次的結果說明了，對方亂而有序，總是在變局之中巋然不倒，並且，每經曆一次政變，都猶如經曆了一次洗禮，反而生發出更加熾烈的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