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就98輝煌的事業，就必須首先確立遠大的誌向。立誌就等於成功了一半，隻有立誌才能激發人的進取心，才能產生奮發向上的動力，一切事業的成功與失敗都取決於此。
一鼓作氣，誌在必得
無論你心中做何考慮，都應有敢於尋根問底的精神，這樣才能達到目標。劉墉是如何做的呢？他在任湖南巡撫時，適逢乾隆查禁“違礙書籍”，劉墉作為督撫大員亦參與了這項活動。特別在尹嘉銓（官至大理寺卿，正三品）為父請諡並從祀文廟案中，劉墉即依據軍機處開列的尹嘉銓著作書目，在湖南展開了大規模的搜繳活動。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全國範圍內的文字獄高潮本已開始出現回落，但直隸地方卻風波再起，發生了一樁讓人十分費解的大獄——尹嘉銓著書案。
這年三月，乾隆帝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停留保定。退休家居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銓趁機遞折為其父尹會一請諡，並請皇帝準許尹會一從祀文廟。尹嘉銓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此舉竟招致了殺身之禍。
尹會一究竟是何種人物呢？他出生於直隸博野縣，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撫，官場中有比較好的聲譽。他又是雍乾之際有名講道學的人，曾寫過不少論述天理性命的著作。此人尤以純孝著稱，為官時凡有善政，必定歸功於母親；回鄉家居，就連搞一些設義倉、置義田、興義學之類的慈善事業，也要說成是母親的授意。母親去世的時候，尹會一已年過五旬，仍然頭枕土塊，躺在席子上睡覺，嚴格按照所謂“寢苫枕塊”的居喪古禮，人們非常敬畏。當時人都認為他與康熙朝三位講道學的名臣——陸隴其、湯斌和張伯行不相上下。
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道學家父親身邊的尹嘉銓，耳濡目染也跟著講起道學來。長大後步入仕途，把承接道統作為己任，得意時甚至宣稱自己是孟子後身，直接孔子真傳。尹嘉銓在官場中沒有發展，恰恰在於他總是不忘大講其道學，而當時講道學與“聖意”不符，有悖於時代的潮流。偏偏這個尹嘉銓吃不透時尚，退休還鄉之後仍一味醉心於做個道學家。這次借乾隆翠華西幸，車駕途經故鄉，便恭恭敬敬繕具兩件奏折，讓其第三子候選教諭尹紹淳送到保定行在。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銓在奏折中說，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承蒙皇上賜詩誇獎，現已離世三十餘年，請照乾隆元年特諡陸隴其“清獻”二字之做法，按禦製詩內字樣，也賜家父一諡。尹嘉銓當時想的是，為父請諡，成則博孝子之名，即或不準，也不會因此而得罪。這點私心未能瞞得過乾隆，他平素對道學家的好名就頗不以為然，對假道學更是嗤之以鼻。大臣死後該不該賜諡，賜什麼字為諡，是一件十分鄭重的大事，畢竟它關乎死去大臣一生應做何評價，所以須由內閣議定撰擬，皇帝親自圈定。如果尹嘉銓為博取孝名而請諡，那還成何體統？想到這裏，乾隆提起朱筆在尹嘉銓奏折折尾寫道：“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如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免矣！”
未料到尹嘉銓還有一折！這個折子先以本朝陸隴其一人從祀文廟開篇，然後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湯斌亦應從祀的心願，到結尾才指出，不僅湯斌，而且範文程、顧八代、李光地、張伯行也都在湯斌之亞，還有家父尹會一，也統通應請準一同從祀孔廟。乾隆讀到這裏，龍顏大怒，在尹折上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乾隆當天即召見軍機大臣等，將經朱批的尹嘉銓的兩個折子交由他們，同時做了如下的指示：革去尹嘉銓頂戴，立即鎖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貲財，還有北京家產。乾隆帝還特別交代：查抄時資產物件尚在其次，如發現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
軍機大臣得到旨意後立即辦理。首先傳諭直隸總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銓，辦理查抄事宜，其次擬寫兩份上諭：一是“明發”，通過內閣傳諭中外通述尹嘉銓治罪的原因；二是“廷寄”，即命令在京大學士英廉“即速親往嚴密查抄”尹嘉銓在京家產。以上兩件旨稿由乾隆帝親自審核後，一件發交內閣，一件由兵部封發，並當作“日行六百裏”的急件，星夜馳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未等天明，大學士英廉便執行從軍機處寄來的諭旨。按照旨意，他把書籍信件作為查抄的重點。從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兩天時間，在尹家諸屋中共查出書三百一十一套、散書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裝訂書籍一櫃、書板一千二百塊，以及書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英廉把如此之多的書信集中到一間大室之中，專門委派兩名“曾查辦過書籍之事”的翰林逐細搜檢其中的“狂妄字跡”。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鑾圓明園，次日大學士三寶等會同刑部開始審問尹嘉銓。從審訊的重點中，人們逐漸了解乾隆發動這樁大獄的原因。
原來，乾隆要剝掉尹嘉銓的道學外衣的目的，是讓他把狐狸尾巴露出來，並不是反對道學。對於提倡三綱五常、維護帝王獨尊的道學本身，乾隆是不會反對的，豈止不反對，稱得上尊崇備至。不過僅僅尊崇而已，卻不允許大小臣工效仿程、朱、陸、王，也大講其道學。他從曆史經驗中知道，講學之風一開，最終就會危及帝王的統治。宋儒明儒聚眾講學，好發議論，議論不同則分門別戶，門戶之爭就會引發朝臣朋分角立，朋黨互相水火，黨同伐異，則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結果小則紊亂朝政，嚴重時還會傾覆宗社。
基於此，乾隆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因而在打擊朋黨的政治鬥爭中，大力壓抑講學之風。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隻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可以了。所以當時誰要以道學先生自居，大講其道德仁義、修身養性，輕則受到社會輿論的嘲諷，重則招致禍殃。尹嘉銓卻出人意料地冒了出來，自己講學倒還罷了，又不知天高地厚地奏請皇帝尊崇一大堆不倫不類的道學名臣，試圖煽起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命官員從假道學一路問下去，尋要究源，不在於把一個尹嘉銓搞臭，而是以此敗壞一切講道學人的聲譽，防止因學術見解不同而使朋黨死灰複燃。
值得一提的是，尹嘉銓如果僅僅是假道學，還不至於被問成大逆不道之罪。這不要緊，負責查閱書籍的翰林們還從尹嘉銓所著各書中簽出“狂妄字跡”一百三十一處。恭呈禦覽後，乾隆認定下麵幾條最關緊要，授意承審大臣嚴加審問。
第一，尹嘉銓在其著作中寫道：“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在他看來，朋黨往往以門生與座師的關係為紐帶聯係在一起，反朋黨的結果勢必削弱“父師之教”，反而不利於皇帝專權。乾隆帝斷定他有意和皇考世宗（雍正帝）的《禦製朋黨論》唱反調，況且“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尹嘉銓主張“父師之教”，提倡講學，反以朋黨為是，不知是何肺腸？
第二，尹嘉銓仿效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錄》，也編一本《名臣言行錄》，把清初以來的名臣像高士其、高其位、鄂爾泰、蔣廷錫、史貽直、張廷玉等人都收入其中。乾隆帝認為，以本朝人標榜本朝人物大不正常，列入名臣的，他的子孫自然感激，未能列入者，他的子孫就會抱怨，一旦結為恩怨，門戶、朋黨之風就會應運而生。
此外，朱子編《名臣言行錄》適逢宋朝南渡衰微之時，而今國家全盛，乾綱獨斷，哪來“奸臣”和“名臣”這個說法。乍聽起來很令人費解，細細品味又不難明白乾隆帝的用意：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反襯皇帝的昏庸無能，若有名臣，也證明皇帝不很夠格，未能大權獨攬，所以還得由名臣來輔佐。
第三，尹嘉銓在所著書籍中把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稱為“相國”，這原本是當時人們習慣用的說法，無關宏旨，乾隆帝卻挑剔說，宰相之名自明太祖時已廢置不用，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至朕親政四十六年以來，太阿在握、權柄不移，有哪件事曾依靠大學士的襄讚？他還通過這件事鄭重告誡後代子子孫孫，都要以他為榜樣，不許倚靠他人的幫助。在尹嘉銓的著作中，乾隆還挑出不少問題。像尹嘉銓模仿孟子“為王者師”的說法，在書中記載有“為帝者師”四個字，乾隆嘲笑他學識淺薄，讓大臣們評論，尹嘉銓“能為朕師傅否”？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古媳二字出自杜詩“人生七十古來媳，不是帝王的專利，不巧乾隆也恰逢七旬大壽，自詡“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詔告天下，把“古媳壟斷了。
年逾七十的尹嘉銓不知眉高眼低，也冠以“古媳，結果被斥為“妄”。像這樣的莫須有罪名還有許多，不過是為殺尹嘉銓多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罷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複審訊後，奏請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理由是他“妄比大賢，托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欲妄列名臣，是非顛倒，隱啟朋黨之漸，並且妄稱‘古稀老人’，種種狂悖不法，實堪切齒”。
乾隆命加恩把其淩遲改為絞立決，並加恩免其親屬緣坐。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嘉銓著述共八十二種，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全部鏟削磨毀。各省查繳銷毀尹嘉銓文字作品的工作，從乾隆四十六年三月開始，到當年十二月才告一段落。
劉墉正是按軍機處羅列的尹嘉銓著作書目，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搜繳活動的，隻不過他搜查的範圍比上述的八十二種更廣一些。根據他在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所上《奏為重繳應毀遺書事折》，他這一次上繳書多達一百五十九種共三千四百餘部，並表示“現加意查繳，以期淨盡，此後如有續繳書籍，照舊校閱解繳”。並稱“湖南省誌及府州縣誌書悉經磨勘，凡應行芟節之處，俱逐條刪削抽換另刊”。
不難看出，劉墉在乾隆大規模大範圍查繳、銷毀所謂“違礙”“悖逆”書籍活動中，是承風秉旨、盡職盡責、竭誠效忠於乾隆，積極貫徹其文化專製政策，參與實施打擊文人學士的一係列恐怖活動，才留下了無法推脫的罪責、無法彌補的曆史遺憾。
這裏所說的一鼓作氣，是指一定要把棘手的問題搞得明明白白，這種辦事的方法往往是見效極快，但是常會招至許多矛盾。而不怕矛盾的人，是令人尊敬的。
夫誌當存高遠
關於立誌，劉伯溫有一段經典的話：
“夫誌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誌，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谘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誌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倘若立誌不堅定，沒有持久的信心，思想信念不果斷勇敢，盲目地受限於忙忙碌碌的世俗之中，悄無聲息地被束縛在情欲之內，長期處於庸俗低下的小圈子裏，那就難免於低級下流了！
劉伯溫的《鬱離子》，值得一讀。這是他修養成“高人”的經驗之談。他日理萬機，無暇去論個人修養問題，隻是百忙中抽空暇為子侄甥兒輩敲關抓節般指點一二。沒有廢話，但說的全是要領。簡單地說，全文有下列幾個要點：誌存高遠，追效聖賢，絕欲棄滯，領受頓悟，忍去廣除，誌強恒毅，思念慷慨，出低拔俗，超脫下流。這不失為一套成功的仁人誌士的修養經，好多地方透露出“超人”的觀點。
俗話說：明師出高徒。難以想象，糊塗廟裏能供奉聰慧的神靈，糊塗廟裏隻能有糊塗神，這才合常理。劉伯溫被朱升譽為“天下奇才”。
這個“奇”字，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除個人拚搏、努力、聰明、善於學習外，還有好的師承因素。他的優秀的啟蒙老師是龐德公、司馬德操，軍事老師為酆公玖，而教他天文地理等的教師是當時脫離紅塵的一代高人北極教主。如此才能正確解釋劉伯溫之所以成為“天下奇才”的真正奧秘所在。
有超人之誌，方有超人之行，方求超人之師，方得超人之智，方成超人之才。言超人者，不過是超平常人之所行也。平常人，吃、喝、玩、樂、六欲七情纏身，八姨七姑宴請，酒肉賓朋滿座，終日花天酒地，又豈能成才？欲做超人者，就要克製欲念，棄煙廢酒，抓緊一切時間修身養性做學問。“通往成功勤和苦，修養品德儉與廉”。
據載，劉伯溫在向北極教主學習天文地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神學知識時，是頗費了一番苦心的。 北極教主乃一代高人，平生所學，不輕易傳授他人。雖有酆公玖先生大薦，他也要對劉伯溫進行嚴格考驗。原因是我國古代教育，得先知道被教育者的心性，然後決定棄取與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