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虞孚在旅館裏一連等了好幾天，也不見吳國的漆販子再來。時間一長，摻了漆葉膏子的漆都變了質。結果，虞孚一兩漆都沒有賣出去，連上好的漆也賠了進去。
吳國的漆販子們聽說之後，都批評他說：“商人做買賣要誠實，商品質量不能以次充好，今天你落到這個地步，誰又會可憐你呢？”虞孚沒有錢回越國去，隻好在吳國乞討為生，還常常受到別人的譏笑，最後窮困潦倒而亡。
隻有誠實守信，才能獲取別人的信任，這個道理在《狼來了》的故事中已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旦你失去了別人的信任，那帶來的損失將是巨大的，永遠不可挽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無所謂信義不信義。因為他們認為，商人似乎都有幾分偷奸耍滑的手段，因此得以賺取錢財，所以商人無信義可言，譬如大多數人都會不假思索地接受“無商不奸”的說法。甚至許多生意人自己也持有這樣一種看法，以為沒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腸，缺少幾分坑蒙拐騙的伎倆，不懂一點投機取巧的伎倆，就賺不來錢，至少賺不來大錢。因此，許多生意人能接受無商不奸的說法。
在胡雪岩的經商生涯中，他經常說：“做人無非是講個信義。”其實，做生意與做人，本質上是一致的，一個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應當是一個信義之人。 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一等一的仗義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說正因他的仗義守信，才使他能夠獲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
胡雪岩的仗義守信從下麵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胡雪岩的錢莊開張不久，接待了一位存入阜康一萬二千兩銀子卻既不要利潤，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戶。這位客戶名叫羅尚德，是駐杭州綠營兵的“千總”。羅尚德是四川人，在老家時，是一個賭徒，訂了婚約不提婚期，由於好賭，前後用去嶽丈家一萬五千兩銀子，最後嶽丈家提出隻要羅尚德同意退婚，寧願不要這一萬五千兩銀子。這一下刺激了羅尚德，他不僅答應退婚，並發誓做牛做馬也要還上這一萬五千兩銀子。羅尚德後來投軍，辛辛苦苦十三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勤儉節約，積蓄了這一萬二千兩銀子，如今接到命令要到江蘇與太平軍打仗，沒有親眷相托，因而拿來存入阜康錢莊。他將銀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錢莊，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為相信阜康錢莊的信譽，他的同鄉劉二經常在他麵前提起胡雪岩來就讚不絕口。二來也是因為自己要上戰場，生死未卜，存折帶在身上也是一個累贅。
知道這個情況後，胡雪岩當即決定，第一，盡管對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後來取，本息付給一萬五千兩銀子。第二，雖然對方不要存折，也依然要立一個存折，交由劉慶生代管。原因是他認為做生意一定要照規矩來。
羅尚德後來不幸在戰場上犧牲。陣亡之前，他委托兩位同鄉將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轉至老家的親屬。羅尚德的兩位同鄉沒有任何憑據就來到阜康錢莊，辦理這筆存款的轉移手續，原以為會遇到一些刁難或麻煩，甚至擔心阜康會就此賴掉這筆賬，不想阜康除為了證明他們確是羅尚德的同鄉，讓他們請劉二出麵做個擔 保之外，沒費一點周折，就給他們辦了手續，不僅全部照付，而且還算了利息。
這就是重信用、重信義。事實上，當時羅尚德手上沒有任何依據，後來到阜康幫助羅尚德來辦理這筆存款取兌手續的人，也同阜康沒有一點關係，倘若不承認這筆存款，當然是別無人證。這樣做雖然欠妥，但在商場上也不是沒有。阜康卻沒有這樣做，就是從這一點上，我們也能看出胡雪岩仗義而守信用的人品。
胡雪岩的注重信義，自然不是那種俠客義士的所謂散財行義。他的重信義，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自己的生意，說穿了，就是為了更多地去賺，更好地去賺。這也正好看到胡雪岩精於經商之道的一麵。我們知道，商務運作中買賣雙方，就是一種交換關係。這種交換，本質上應該是一種互利互惠的自主交換，隻有以自願為原則，以互利為目的，這種交換關係才能長期保持，生意才會興攏
俗話說，“信義通商”“誠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誠實招攬天下客，生意也就沒有不興隆的道理。 比如阜康支付了羅尚德的那筆存款，就引來了大批的存進。兩個幫羅尚德辦理取兌手續的同鄉回到軍營講了自己在阜康的經曆，使阜康的聲譽在軍營一下子就傳開了。很多綠營官兵把自己的積蓄甘心“長期無息”地存入阜康錢莊。事實上，商務運轉中是最要講究信用的，沒有信用，坑蒙拐騙，偷奸耍滑，生意不會長久。
胡雪岩做生意堅持“賭奸賭詐不賭賴”。“賭奸賭詐不賭賴”是以前流行於賭館牌桌的一句行話。大意就是你可以運用你能運用的任何手段去攻擊對手，隻要你做得高明巧妙不被人發現，即使機巧奸詐也都被允許。但必須願賭服輸，下出的任何賭注都必須兌現，不許反悔。胡雪岩引用這句話，批評他在杭州錢莊的檔手謝雲清在擠兌風潮開始時不卸排門做生意。
上海發生擠兌風潮，阜康錢莊不得不關門暫停營業，由此引發的後患第二天就波及杭州。杭州錢莊裏所存現銀僅有四十萬兩，如果擠兌風潮席卷而來，明顯難以應對。此時胡雪岩還在回杭州的船上，回到杭州最少還得兩天，杭州隻有錢莊檔手謝雲清和螺螄太太，此時他們也有些亂了陣腳，兩人商議之後，認為除了暫時歇業等待胡雪岩歸來，再沒有更好的主意。
於是由杭州府出麵，貼出告示，告示坦言“由於時事不靖，銀根難得寬裕，周轉一時不靈”，故而停業三天，待胡雪岩回杭，即會如常開門，應付裕如。沒有料到的是，告示一出，馬上掀起了極大風波，在阜康有存款的客戶紛紛湧至阜康錢莊，要求立即提現，幸虧有曾得胡雪岩資助的杭州府書辦周少棠見此情景後挺身而出，才沒有鬧出太大的亂子。
其實，螺螄太太與謝雲清商量暫時關門停業，也都有他們各自可以理解的想法。在螺螄太太看來，是想能夠就此先為胡雪岩保住阜康錢莊現存的幾十萬兩現銀，留作萬一無可挽回時東山再起的資本。上海既已在擠兌開始之後不久就提前關門停業，表明事態已經非常嚴重，她不能不為胡雪岩做最壞的打算。而謝雲清則是一方麵將希望寄托在胡雪岩的身上，另一方麵認為有一個可以回旋的時間對存款大戶做些安撫，同時起用可以調動的頭寸，以應付危局，不致眾怒群起，造成更大的損失。當然，這種想法，實質上與螺螄太太的想法也是一樣的。總之，他們都是為胡雪岩著想。
不過，在胡雪岩看來，無論怎樣做對於客戶來說，我們都是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爛汙”的事情。錢莊對客戶的信用，就是為客戶著想，對客戶的信托負責。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客戶都有權向錢莊如約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過關門停業中斷客戶提現，希望以此為自己留一條退路，就是最大的不講信用。同時，以同行的規矩，錢莊要為客戶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隨時滿足客戶的提款要求，所以，不卸排門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講信用。
信用、信義是一個人立身行事之本。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不能仗義而行全無誠信可言的人，一定會為眾人所不齒。
誠實做事，人生幸福
唐初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政策，即在經濟上推行“均田製”和“租席調法”，軍事上實行“府兵製”。為了盡快恢複生產，太宗多次下令免除百姓的賦稅勞役。他還十分注意減輕刑罰，目的是讓老百姓在比較融合的社會氣氛中生活。這在古代稱作為“慎刑”。
隋朝立國之初，文帝製定的法律是比較平等的。到煬帝時則使用嚴刑峻法強化統治，結果弄得“民不堪命”，四處起來謀反。唐高祖製定的法律，基本恢複了隋初的平等。唐太宗特別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訓，下令對法律多次修訂，有些條文進一步改重為輕，以前規定判處絞刑的某些罪，改為流放服勞役；判處斬首的罪人，要由宰相和六部尚書討論決定，須經過五次複奏方可執行，以免出現錯殺冤獄。“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這是太宗規定的立法和執法原則。
但是，李唐皇族本乃世代武臣，太宗本人年少時長於騎射而不擅學業，帶兵打仗恃勇鬥狠，英武非凡，稱帝後情緒還是容易激功常因一時喜怒而濫行賞罰。他也自知這樣做的後果，因而多次要求大臣注意向他提示。
貞觀初年，濮州（今山東鄄城北）刺史龐相壽因為貪汙被人告發，受到迫贓和解職處分。他因自己是秦王府舊人，就向太宗求情，希望能得到寬大處理。太宗派人傳令說：“你是朕的舊部下，貪汙估計是因為窮迫，朕送你100匹絹，你繼續當刺史，今後自己可要檢點才好。”這明顯是越法而徇私情。
魏征知道此事後，馬上進諫批評道：“龐相壽貪汙違法，不予追究，還要加以厚賞，留任原職，就因為他是陛下的舊人。而他也並不以自己貪汙為罪過。 陛下為秦王時舊人眾多，如果他們都學龐相壽貪贓枉法，就會使清廉的官員恐懼，影響吏治的清明。”太宗看過奏章，不得不改正對龐相壽的寬大處理。
貞觀六年（632年）三月，太宗行幸九成宮。返回時，隨從的宮女先行，住在圍川縣（今陝西扶風）的官舍中。仆射李靖和侍中王珪隨後到達，地方官員讓宮女移住別處，騰出官舍讓李靖等人住宿。太宗知道後龍顏大怒：“難道讓這些人橫行霸道，為何輕視朕的宮人！”下令要查辦地方官員。
魏征勸阻道：“李靖和王珪都是陛下的親信大臣，宮人不過是皇家的奴仆。大臣到地方府縣，官員要向他們求教朝廷的法度；大臣回到京城，要向陛下上奏百姓疾苦。官舍本來就是大臣會見地方官員的地方，地方官員也不能不去拜見大臣。至於宮人，她們除了供役之外，並不接待來訪者。如果因此而查辦縣中官吏，就會使天下人感到驚訝。”太宗一聽，茅塞頓開，就按下這件事不再過問。
不久，長樂公主要出嫁，太宗因她是長孫皇後所生，準備置辦一份豐厚的嫁妝，比當年他的妹妹永嘉長公主（李淵之女）增加一倍。魏征知道後又進諫道：“這不可以。當年漢明帝封皇子時說，我的兒子怎能跟先帝的兒子比。封的縣數比光武帝的兒子，明帝自己的弟弟少一半。史書上將這事當作美談。如今皇上的女兒稱公主，姐妹稱長公主，既然加了一個‘長’字，就是表示尊敬的意思。感情盡可以有深有淺，但禮法卻不能超越。 陛下現在的這種做法，與漢明帝比起來，恐怕是大大的不如吧！”太宗接納了魏征的意見，長孫皇後也表示讚成，並派人送錢40萬、絹400匹，作為對魏征的賞賜。
曾在隋朝任官的鄭仁基有個女兒，容貌美麗又富有才學，長孫皇後上奏把她聘為充華（後妃名號之一），太宗同意後，頒布了冊封的詔書。魏征知道鄭家小姐已經有了婚約，就進諫勸阻道：“陛下身處樓閣之中，就應希望天下百姓有安身之屋；陛下吃著精美食物，就應希望百姓也飽食不饑；陛下看著左右妃嬪，就應希望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如今，鄭家女兒已經和人訂婚，陛下卻要將她納入宮中，恐怕不合乎為人父母的心意嗎？”
太宗一聽，當即表示自責，決定停止冊封。但有人提出，鄭家小姐並未出嫁，而且詔書已下，不應中止。和鄭家姑娘訂婚的陸爽本人也上奏說：他和鄭家並無婚約，是別人不曉得在亂講。太宗再次征詢魏征的意見，魏征如實指出：“這是陸爽心裏害怕陛下將來會找他的麻煩，才違心上表的。”於是，太宗再次下了一道敕令：“今聞鄭家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未詳審事實。此乃朕的不是。”果斷地收回冊封詔命。
瀛州刺史盧祖尚被改任交州（今越南北部）都督，受命後又反悔，以身體不適不願前往。太宗派人前去勸說，又親自麵談動員，盧祖尚依然不肯赴任。太宗一怒之下，將其處死。事後太宗有些後悔，覺得沒有依法處置，有些過分了。
後來，他與大臣議論北齊皇帝高洋，魏征借機批評太宗說：“高洋嗜酒昏狂，殘暴淫亂，這是眾所周知的。但他也有一點長處，在和大臣討論政事時，如果自覺理虧，也還能接納別人的意見。”太宗聽出話中有語，自責道：“盧祖尚抗旨固然有罪，但依法不至於處死。朕一時發怒便殺了他，看來連高洋也不如了。”
唐太宗被後人稱頌為“明君”的原因之一就是知錯能改。不過，明君還須“賢相”輔佐。唐朝時的尚書盛中書省和門下省的長官，都是正式的宰相，是替皇帝獻計獻策，協助料理國政的關鍵性人物。
貞觀六年（632年）五月，魏征檢校（非正式任命）侍中，並晉封郡公（爵位第四等）。第二年三月，他正式升任侍中。這是中書省的長官，管理審查詔令和國家大典的禮儀等政務。此時，尚書省積壓了一些久未處理的案件，太宗讓魏征去解決。魏征對於法律條文不甚熟悉，但他注意從案情事實出發，按法理辦案。結果，大臣們都認為處理得當，表示滿意。
一天，太宗與大臣談論司法審獄，魏征說道：“隋朝時曾有盜賊發生，煬帝命於士澄去辦案。於士澄一下子抓了兩千多人，有一點嫌疑就嚴刑逼問，屈打成招。煬帝下令全部斬首。大理丞張元濟感到其中有問題，就詳查案情，結果發現隻有五個人是真正的盜賊，其他均是安分守己的百姓。但是害怕煬帝的暴虐，不敢如實上奏。”太宗聽了說：“這不光是煬帝無道，臣下也沒有盡守職責。君臣如此，國家怎能不亡。諸公應當引以為戒。”